反抗者

　　在創世紀中，亞伯郎（亞巴拉罕）的妻子撒辣依（撒拉或撒辣，意為公主），有兩次被異族國王霸佔的故事，情節大同小異（創十二及二十）。不知作者或修訂者為何沒有把兩個故事合編為一個。

　　可能原因之一是：那時離鄉背井的猶太人很多，而客居異鄉最常遇上的難題，除金錢糾紛外，便是女人；創世紀把性質完全相同的故事述說兩次，是為加深讀者的印，使他萬一遇上類似問題時，知道該怎樣面對。

　　第二個原因可能是這個：兩個故事的客觀場景雖然相似，但兩種敘述突顯的事理層面不同，若合編為一，很難保存其中的一切教訓。

　　香港出版的「救恩史」論到第一個故事說：「他（亞巴郎）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甘願讓自己的妻子被帶入法郎宮中。雖然創世紀作者的目的，是要強調他們祖先（撒辣）的美麗，因而描寫埃及的法郎也為亞巴郎妻子的美麗而傾倒，但始終亞巴郎的態度為人所不齒」（三十五頁）

　　這種論調使人感到痛心，因為那不是寫錯了一個年代，或寫錯一個人名地名的問題，反映的乃是天主教全體領導階層的意識形態；他們關心的只是現行禮法，並使後世形成的教會法典，騎在聖經的頭上。

　　印度人是比較喜歡動大腦而不喜歡動手腳的民族，佛陀是這種民族性最傑出的樣品。有關形上世界的各種可能設想，印度早就幾乎應有盡有。相較之下，中國人就太現實，對純理論問題的興趣不高，因而理性思考能力也弱。佛陀生性慈悲，又有極敏銳的思考能力，備有大思想家的先天條件。

　　但是人的理性思考及想像，只是排列組合及比較能力，本身沒有內容，原料是來自感官及感受，故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即是輸入原料，聽看各種事物現象及先賢之見解；但若不加上自己的思考和整理，這些知識必然雜亂無章，不知誰是誰非，孰輕孰重，何去何從。如果只思不學，則容易陷於幻想，與現實脫節，是坐井觀天。

　　對同性戀現象之理解，在佛洛依德以後，似乎沒有明顯的進展。在另一方面，由於女性獨力謀生的可行性愈來愈大，兩性關係只會越來越難處理。這裡以討論男同性戀問題為主，因為對女同性戀問題，學者所知較少。

　　人生問題不易達成共識，是因為大家都傾向把問題情緒化，不用冷靜理性思考。把適合大多數人的道德標準絕對化，「以多暴寡，以強暴弱」（荀子語），是來自同一心態。正人君子該主動給不幸者及異常者留個合理的生存空間，不可盲目地以「人海戰術」打壓異己。

　　台大陳鼓應教授的「聖經批判」第一章之標題是：星座中的獨裁者。第一部分是從舊約早期歷史書中，節錄的上帝或以上帝名義之殺人事件；第二部分主要是從先知書中，節錄的上帝以處罰警告人類之字句。

　　他是為證明：「耶和華的足跡所至，莫不瀰滿（漫）著一股濃烈的暴戾之氣。據舊約的記載，遭耶和華所擊殺的人，有數字可稽者總共達九十萬一百五十四人之多，而無數字可查者，為數更多」（一頁，環宇）。

　　統計是研究社會現象常用的方法之一，例如為知道某地區之出生率或離婚率。這層工作，是小學畢業生就能做的，不必勞動堂堂的哲學教授。但是孤立的數目字本身不顯示任何意義，而須由詮釋者加以解讀。解讀是否正確，則繋於詮釋者的其他學識及經驗。例如至少他該知道其他地區或同一地區不同時代之統計數字，才能知道某離婚率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再用其他方法找出原因。

　　古猶太人如果承認埃及國王是神的化身，或上帝的全權代表，便沒有資格以上帝名義爭取民族的解放，將會永遠在埃及當奴隸。有點思想的人不難發現，宇宙是個統一的運作系統，該有個中央控制機構；但是以唯一上帝之名義（天無二日）支持的社會極權運作系統，又不絕對合情合理，於是超然上帝之一神論思想誕生了。

　　有人主張，聖經之上帝觀念，是由猶太人之民族神觀念演變而成的。這見解與聖經之歷史資料不很相符。無論如何，對猶太人之民族意識及宗教意識之形成和維持，逃離埃及是關鍵性事件。聖經的一神論最初是為抵抗埃及的一神論。以民族（或台灣）神名義，沒有資格與唯一神之代表抗爭。梅瑟承認人類皆是上帝之子女，但強調猶太人是上帝特別支持的選民：「以色列是我（上帝）的長子，我命你（法郎），讓我的兒子去崇拜我」（出四21）。

　　上帝是絕對超然的，不可把他與現世的任何東西視為一體。這種意識多少也影響到舊約的刑法精神。現代的刑法是以社會集體利益為思考重心。舊約之刑法是以個體之權益及責任為思考重心，故像民法一樣，也是告訴乃論；官方不設主動追查刑事案件的檢察官，只設法官。

　　舊約也沒有專職劊子手；罪狀確定後，等於是原告（所謂見證人）親手施刑。舊約對刑事犯也沒有類似補償社會損失的罰鍰處分（古經之風俗及典章制度，二０五等頁，光啟）。世界上沒有高於個體之正當權益的權益主體。

　　但在現代人眼中，舊約處死刑的項目確實太多，特別在男女關係方面（申二十一等）。有人認為，古代大眾粗野，需要嚴法峻刑。這見解雖然不是毫無根據，但不是全部真相。

　　這個世紀盛行一時的存在主義哲學，關切的重心這是人生問題，而不是宇宙論問題。這些哲學家重視個體人性自覺，以抵制黑格耳及馬克斯等人的集體主義及國家社會主義。在這些哲學家中，以法國沙特的個體力行主義色彩最明確易懂。

　　沙特把人性結構分為兩層。一層是本然，大致等於中庸的「誠者」或天道；另一層是企然，等於中庸的「誠之者」，及孟子的「思誠」或人之道。人之為人的特色，在於人有自我超越之能力，即在於人性中之企然。

　　西方傳統哲學所謂的「本質」，是指一個東西在起始點就該完全備有的性質，使之是「這樣的東西」，而不是另一類東西。沙特偏愛的一個口號是：「人的存在先於本質」，就是為強調，我在初生時什麼也不是，只在我嚥下最後一口氣時，才能確定我是什麼，國人所謂的「蓋棺論定」。在生命起始點的自我是假借的；我一生行動之總和才是真實的自我。

　　舊約聖經裡之刑法是以個體權益及個體責任為其關切重心。但是舊約也有針對社會公害之刑法。公害是指直接或主要受害者不是某一個或某一些人，而是族群整體。古猶太人是以神道立教，以宗教信仰為其社會之結構及運作基礎；因此破壞宗教信仰，在他們的價值體系中，就等於現代所謂的公害罪行。

　　在原始部落社會，可以說任何罪行都算是公害罪行，每個人本能地會對罪犯採取報復行動（圖騰與禁忌，十七頁）。常有人說，在原始部落中，只有團體意識，而無個體意識；個體與族群之關係，比與家庭的關係密切重要：代表或象徵族群的「圖騰的結合力量似乎遠超過家庭的力量」（一三五頁）。什麼東西是你的，什麼是我的，意識也很模糊，好似財物皆是部落所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