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神學」這個名詞原來是希臘文化的產物，等於現在所謂的哲學。「哲學」這個名詞的出現較晚。最早用「神學」這個名詞的是柏拉圖，指的是神話（政治學卷二、三七九a）。亞里士多德也稱神話詩人荷馬及海希奧德為「神學家」，並把討論萬事萬物之最後基礎的「形上學」，稱為「神學」（形上學卷一，九八三b；卷五、一０六二a）。但是在柏拉圖的心目中，哲學高於神話，其任務在於把神埋藏在神話故事裡的真理，用理性方法發掘出來，加以整理。

　　在童話世界裡，動物講話是最自然不過的事。大家知道那只是一種表達技巧，誰也不會大驚小怪，誤以為那是奇蹟。在比較嚴肅的作品裡，有時也有動物講話的敘述。大陸作家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有一段青馬與主角的談（一六九頁起，明窗出版社）。從表達技巧的角度說，這比自言自語靈活很多。而在言論不自由的社會，或為對付頭腦不很靈光的人，讓動物講話也較方便。

耶穌傳道時喜好用比喻，有時是為使頑固偏激的人似懂非懂，抓不到他的把柄。

　　某君的父翁過世後，為做法事，花費了四十多萬新台幣，極不甘心，有似受了欺詐。鄰居說：「你們既然相信這一套，又有能力破費，那就是該花的錢。」此君說：「誰相信那一套？老人家自己也不相信（原來當小學校長）。可是這筆本來可以當獎學金的錢如果不花，親友會說我們不孝。」此君夫婦都受了所謂科學教育的洗禮，都在中學教書，卻不敢抗拒自己認為不合理的禮俗，可見一個社會移風易俗之難。

　　按創世紀第一章的敘述，上帝造完人之後說：「你們要生育繁殖」。植物和水族生物以及飛禽，也有這樣的使命。但是在造完地上走動的生物後，上帝沒有說這句話，大概是出於作者的疏忽。有人主張，這是由於作者認為這些生物的生殖能力是間接得自上帝，而直接是得自大地：這種解釋似乎有點牽強，因為植物與大地的關係此動物還要密切。

舊約非常重視這項使命，特別是創世紀。可以說生育問題是創世紀的主題，其希臘文名稱原為「起源」（genesis），譯為「創世紀」與其內容不很相符。那是一部繁殖交響曲。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冗長乏味的族譜：其敘事部分，也都直接或間接與生育問題相關。雅各伯之妻妾的生育競賽，是快板的「生命之歌」（創二十九31等）。

　　按我國的傳統道德意識，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使命，是忠與孝兩項責任。但因為 「忠」只是身為臣僕者之責任，一般人之道德意識的重心，實際只有一個「孝」字。孝經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說：「事孰為大？事親為大……事親，事之本也」（離婁上）。孝經又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論語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

在各民族討論處世為人之道的著作中，以我國論孝道的比重最高；因而有人認為西方人不重視孝道。但理論歸理論，事實歸事實。若看父母等在世及身後得之於子孫的實惠，問題可能就不一樣了。到過西方的人大都知道，西方許多城市的公墓，乃是觀光客必遊之地。他們肯為祖先的身後事花費這樣多的心血，該使人想到他們並非不重視孝道，只是精神和方式不同而已。

　　耶穌的徒弟們所傳報的福音內容，主要是他三年公開傳道時的言行；他以前的生活，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為理解他傳授的人生觀不是必要的。但是信徒多了以後，自然有人想知道他以前的種種；可惜為時已晚，收集到的資料很難確定是否可靠。記述耶穌童年生活的古代作品，因為講的多是離奇事件，教會沒有承認是可靠的「聖經」。這裡只根據新約裡的一點資料，分析耶穌與聖母之間的關係。

無論如何，耶穌在孩童時期一定就有些與眾不同，這使他與母親之間的溝通要比一般人困難。溝通常假定彼此長時期耐心的摸索、觀察、體會。更何況我們自己也不絕對了解自己，也在變，對外界之感受和反應也不一直相同。但是美好的人際關係，該以彼此關切，尊重對方個性為基礎。強暴與欺騙都破壞感情、破壞合作。

但大家多把溝通問題簡化，所以很難想到，耶穌與洗者若翰之間並非心有靈犀一點通；若翰希望耶穌扮演的角色與耶穌自己的路線有很大距離。故耶穌向他傳話說：「凡不因我而絆倒的是有福的」，即對耶穌之表現不見怪不失望的是有福的。他又說，天國中最小的也比若翰偉大；因為雙方的理想或價值觀不同（瑪十一）。

　　下面這段話最易遭人誤解：「如果誰來就我（指耶穌），而不惱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兄弟姐妹，甚而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門徒」（路十四26）。首先須知道，聖經用「恨」字，多次是取其相對意義：愛此不如愛彼，便說「恨此愛彼」。因此這話與瑪竇（馬太）福音的說法，意思完全一樣：「誰愛父親或母親超過我……」（十37）。

　　後世基督徒對福音精神的誤解之一，是關於新約的家庭道德之立場。大致說來，傳統基督教義的論調雖然不太離譜，教會官方從來沒有支持正面破壞家庭制度的主張，但卻使信徒感覺家庭生活不是修德立功的最好途徑，強調獨身比結婚高尚偉大，把獨身訂為擔任教會重要職位的必要條件。

　　革新教派雖然廢除了獨身制度，但並未能清除原罪學說對天性投下的陰影；故在人性活動之價值方面，也沒有平衡建全的觀點。這裡只論新約的孝道問題。

　　在慈善的撒瑪黎雅人故事之後，路加緊接著記述了二件關於待人之道的事件。按行文之語氣，無法證明這兩件事正好是先後發生。我們不妨假定路加是因了這兩事牽涉的是同類問題而放在一起的。

路加福音說：「他們走路的時侯，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個名叫瑪爾大的女人，把耶穌接到家中。她有個妹妹名瑪利亞，坐在主的腳前聽他講話。瑪爾大為伺侯耶穌十分忙碌，便說：『主！我妹妹丟下我一人伺侯，你不介意嗎？請叫她來幫我罷！』主回答說：『瑪爾大！你為了許多事操勞，但必要的很少，甚至只有一個。瑪利亞選了較好的一分，是不能從她奪去的』」（十38等）。

　　一位猶太道學家（法律學士）想考驗耶穌，問說：「師傅，我應做什麼才能獲得永生？」耶穌反問說：「你是研究法律的，法律上說什麼呢？」他答說：「你該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並愛近人如你自己。」耶穌說：「你答得對。你這樣做必得生活」（路十25等）。

　　某天，耶穌一位極要好的朋友病危，病人的姊妹派人告急，耶穌卻說:「這病不至於死，只是為彰顯天主的光榮」，在原地又逗留了兩天。當他到達朋友的村莊時，病人已去世四天。

　　朋友的姊妹瑪利亞去迎接耶穌時，「一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同他說：『主！若是你在這裡，我的兄弟決不會死！』耶穌看見她哭泣，還有同她一起來的猶太人也哭泣，便心神感傷，難過起來，遂說：『你們把他放在那裡了？』他們回答說：『主！你來看罷！』耶穌流淚了……」。聖經接下來說的，是耶穌怎樣使死去的朋友復活（若十一）。

　　新約之道德精神的特色，在於排斥禮法意識形態，使外在管制不再有宗教意義和道德價值。這個解放思想的正面意義，是信任天性，尊重個體；因為人是上帝的子女，不可使他淪為奴隸。

但在希臘悲觀厭世之文化氣氛的包圍中，基督教義漸漸忘了自己的根本立場，使禮法意識形態死灰復燃，而且變本加厲。原罪學說不只把保祿（保羅）極力排斥的法律原理，看為上帝評量功過的正常標準，而且把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罪，也算在每個人的帳上；遺傳性的劣根性之主張，當然也使人無法信任天性和個體。

　　不知是大自然某些可怕的現象給人類留下的印象太深，或是受了社會上各種霸道現象的影響，在大多數人的宗教意識中，神明的角色主要是主人或法官，甚而是暴君，而不是父親；大家的道德意識是受畏懼心理控制。但一人被畏懼控制，行動時步法就難得其正。

　　在人類的歷史上，怕神的心理雖然曾有助於維持某類社會秩序，但也曾產生許多可怕的流弊。例如在許多民族的歷史中，有以活人祭神的記載或傳說。當初希臘大軍出征特洛伊之前，為使戰船能得順風，統帥曾以女兒祭神。　　

　　世界是有規律的，太陽不會今天從東方出來，明天從西方出來。因為世界有規律，人類之有目的和有計畫的行動才能發揮作用。人類對世界之規律的認識加深了，行動效果也跟著加強了。大家將這些成就歸功於科學，對古人的無知和迷信頗有輕視之意。殊不知迷信並不是古人的專利，而是惰性和武斷的必然產物。

　　現代人開明的不比古代多，迷信和武斷的也不比古代少。許多人死記了幾條科學上的定律，遇到不能用這些定律解釋的主張，便斷然宣稱：「絕不可能」。這是科學迷信。這類人對科學進步難望有何貢獻．能否善用已知之科學知識也大有疑問。

　　新約的道德精神是向前看的，反對計較和算舊帳的精神，及因循苟且安於現狀的心態，全神貫注於改善現實局面，逐漸實現最後的理想境界。保祿說：「我只顧一件事：即忘記我背後的，只向在我前面的奔跑，為達到目標」（斐三13）。耶穌說：「手扶著犁而往後看的，不適於天主的國」（路九62）。

　　新約的道德精神，是把重心放在人對他人的義務，如果與人對神的義務不能同時兼顧，該先盡人間義務，然後再盡對神的義務（瑪五23）。耶穌來到世上，也「不是為受服事，而是服事人」（瑪二十28）。在這位新神面前，原始宗教意識那些逢迎諂的花招是吃不開的：「不是凡向我說『主啊！主啊』的人，就能進天國；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天國」（瑪七21）。

　　國人從自滿自負的大夢中驚醒後，發現社會落後的情形嚴重，於是許多人把罪過歸於孔孟思想。這是個非常幼稚的見解。我國過去的領導階級，固然是奉孔孟哲學為官方思想，但一個社會好壞不只在於領導階級；更何況他們大部分也是來自大眾。而塑造我國之民族性的，除了儒家外．還有道家，法家，以及民間的巫術宗教，及佛教思想。民眾是社會的材料，材料品質低劣，自然難望造出精美的成品。

　　當你為了好奇，或為了嫉妒等動機，從鑰匙洞全神貫注偷看他人在室內的動靜時，在你此刻的意識中，整個世界都不存在了，只有你一一主體，和你關注的客體一一房間和裡面的人物。主體是支配者。客體是受支配者，如果你突然聽到在廊道裡有個響聲，你的主體地位立刻崩潰，而成了客體，成了受牽制者。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認為這就是全部人際關係的縮影。

　　聖經主張恩愛是生命之根源和原理，認為耶穌是上帝以人性方式實踐恩愛原理的完美表現。這類見解只是信以為然，沒有逼人非承認不可的明顯證據。

　　若望說：「我們認識了，且相信了天主對我們所懷的愛」（若壹四16）。他想的是耶穌的表現：「天主對我們的愛在這事上已顯出來：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獨生子，打發到世界上來；好使我們藉著他得到生命」（壹四9）。然而「恩愛」本身就是個信仰問題，看不到，摸不到，永遠跳不出信以為然的範圍。

　　常有人說，中國人是黃帝子孫。按血統關係，這話沒有什麼根據。猶太人頗以他們是亞巴郎（亞伯拉罕）的子孫自豪。洗者若翰（約翰）對他們說：「我給你們說：天主能從這些石頭給亞巴郎興起子孫來」（瑪三9）。

　　保祿也強調，血統關係沒有什麼價值，不足為恃：「不是凡從以色列生的，都是真以色列人；也不是亞巴郎所有的後裔，都是他的真子女」（羅九6）。他又說：「具有信仰的人，纔是亞巴郎的子孫」（迦三7。參看若一13）。保祿重視的，是文化生命之繼承，說亞巴郎是一切有信仰者的父親（羅四17）。目前除了猶太人和回教徒外，歸在耶穌名下的三大宗教信徒（天主教，東正教，及改革基督教派），也都以亞巴郎之文化生命的繼承人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