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古猶太人如果承認埃及國王是神的化身，或上帝的全權代表，便沒有資格以上帝名義爭取民族的解放，將會永遠在埃及當奴隸。有點思想的人不難發現，宇宙是個統一的運作系統，該有個中央控制機構；但是以唯一上帝之名義（天無二日）支持的社會極權運作系統，又不絕對合情合理，於是超然上帝之一神論思想誕生了。

　　有人主張，聖經之上帝觀念，是由猶太人之民族神觀念演變而成的。這見解與聖經之歷史資料不很相符。無論如何，對猶太人之民族意識及宗教意識之形成和維持，逃離埃及是關鍵性事件。聖經的一神論最初是為抵抗埃及的一神論。以民族（或台灣）神名義，沒有資格與唯一神之代表抗爭。梅瑟承認人類皆是上帝之子女，但強調猶太人是上帝特別支持的選民：「以色列是我（上帝）的長子，我命你（法郎），讓我的兒子去崇拜我」（出四21）。

　　超然上帝觀念是聖經文化精神之骨架，雖然也一直受到各種考驗。猶太人有了獨立的國家後，思想家一直堅持政教分權，反對極權主義及各式的偶像崇拜；只有最後一個王朝是政教合一，但有一派因而脫離了官方宗教，即耶穌時代的厄色尼人，也就是洗者若翰派。

　　在猶太社會也未能形成像波羅門教社會那種傲視群倫的特權階級。宗教專業人員（即肋未人）不可有不動產，該靠薪水生活；但薪水是來自民眾的奉獻，他們不能目中無人。耶穌推展的個體精神解放運動，雖然不是必然會發生的演變，但與舊約之超然上帝觀念卻是一脈相傳的精神。

　　把社會組織之權威相對化之後，為能維持社會秩序，便得加強個體之責任感。這是舊約早期作品強調上帝之直接賞罰的心理背景。把天災視為上帝之處罰，當然有是否公平之難題；故此聖經把某天災處罰的是什麼罪惡，故意用模糊字眼帶過，如創六等之洪水故事。

　　社會災難是上帝之處罰或警告，乃是民主社會該有的道德意識；雖然每人該分擔的責任大小不一，但我不能把責任都推給你，你再推給我，玩丟手帕遊戲。宣稱社會的成就都是我的功德，社會災難都是他人的罪過：這種政客能夠耀武揚威的社會，大眾一定非常愚蠢。等災難落到自己的頭上，又投訴無門，才知道受騙。就太晚了。

　　社會災難是上帝之處罰有個難題，即不合公平原理：受傷害最嚴重的，多次不是該負最大責任的，有時還是最清白無辜的（路十三）。然而社會為一生命共同體乃是客觀事理，大家該有分擔社會責任之意識。

　　對社會災難該負較大責任者，如社會當局及罪犯，也不是絕對不受其害。有時是直接受害，如苦主之直接報復行動。北國王室濫用職權，結果遭滅門之禍（列下九）。多次是效果較慢的間接傷害。上帝對殺弟弟的加音說：「從此你即使耕種，地也不會給你出產」（創四12）。這不是馬上生效的處罰，而該按長久社會效應理解：破壞遊戲規則，共同之社會生存條件必然逐漸惡化，無人不受其害。

　　有權有錢者，不認真謀求社會情勢之改善，把孩子送到國外，以免遭到綁架及不良少年之威脅，以免不肖的老師傷害孩子的自信和自尊，乃是升斗小民羨慕的對象。但是若父母不在身邊，誰能保證孩子不會學壞？孩子與傳統文化之疏離感怎樣彌補？在台灣有族群恩怨，在外國就沒有種族歧視嗎？你表現差，固然不受尊重；你表現好，則遭當地人嫉妒。東南亞為何有排華事件？

　　各種宗教都知道，只看現世層面，各人之遭遇不可能絕對公平，所以各有一套來世因果報應學說。這些學說也未必都合情合理，但多少有點實用價值，對壞人有約束功能，使受害人不必急於謀求現世報復。

　　各宗教的來世報應學說可能不絕對合理，大家可以討論。但是自己沒有一套辦法，使壞人不敢為所欲為的人，卻一味嘲笑來世報應觀念；這些人是一切社會亂象的主要罪魁禍首，雖然他貴為哲學教授，利用的是學術招牌。

　　無神共產主義曾幻想只憑人間方法，創造一個絕對公平合理的社會。為了這個烏托邦大家付出了血腥的代價：大家失去了自由，社會又落得一貧如洗。自由社會之法律若能有效保護大眾的正當權益，討債公司還有什麼生意？國內未成年犯知道，殺個人也只是住幾年不花錢的旅館，然後又是自由之身，可以再搶再殺。如果他有地獄觀念，會這樣膽大包天嗎？

　　自清末到現在，中國是處在舊道德淪喪，而新道德尚未建立的青黃不接時代。西方的傳統道德，也在面對工商業社會之新情勢的考驗；但是他們的舊道德堤防崩潰得不像中國這樣快速嚴重。君子德風，小人德草：對社會風氣，有權有識者該負較多的責任：「那知道主人（上帝）的旨意……或竟不奉行他旨意的僕人（後者指領導階級），必然要多受拷打……（上帝）給誰的（天資）多，向誰要的也多……」（路十二47等）。（註：此文於民國88年4月30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456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