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上帝是絕對超然的，不可把他與現世的任何東西視為一體。這種意識多少也影響到舊約的刑法精神。現代的刑法是以社會集體利益為思考重心。舊約之刑法是以個體之權益及責任為思考重心，故像民法一樣，也是告訴乃論；官方不設主動追查刑事案件的檢察官，只設法官。

　　舊約也沒有專職劊子手；罪狀確定後，等於是原告（所謂見證人）親手施刑。舊約對刑事犯也沒有類似補償社會損失的罰鍰處分（古經之風俗及典章制度，二０五等頁，光啟）。世界上沒有高於個體之正當權益的權益主體。

　　但在現代人眼中，舊約處死刑的項目確實太多，特別在男女關係方面（申二十一等）。有人認為，古代大眾粗野，需要嚴法峻刑。這見解雖然不是毫無根據，但不是全部真相。

　　根據上述之司法運作程序，實際被處死刑的人不會很多。既然原告須當眾把罪犯殺死，彼此若無深仇大恨，不會輕易出此下策，動用刑法程序，例如丈夫對有外遇的妻子（若八；瑪一19），父母對不孝的兒子（申二十一18等）。陳鼓應的憤慨，只顯示他看書草率，知其一不知其二（聖經批判，一三０頁）。

　　大家也該知道，猶太人每個安息日都該研讀聖經，對其中傳述的處罰故事及規定，從小就耳熟能詳，引以為誡，「每個以色列人聽了，必然害怕」（申二十一21）。保祿固然說，傳授法律知識，等於是傳授犯罪知識；但那是對已經居心不正的人而言（羅七8）。

　　現代媒體報導刑事案件時，對犯罪手法大事渲染，對犯人受到的處罰及他對家人造成的傷害，幾乎隻字不提。許多人認為，古代使赴刑場的犯人遊街示眾，並當眾施刑，不合人道。舊約也規定：「若人犯了該死的罪，處死以後，應將他懸在木桿上（示眾），但不可讓他的屍體在桿上過夜，應在當天將他埋葬」（申二十一22）。現代的人道主義者使刑法完全失去了嚇阻犯罪的功能，反而使刑事案件大增。現代社會對壞人慈悲，苦主則無人同情。

　　有些前共產主義國家，不准天主教印行羅馬新編之教義手冊的第三部分，即關於道德及法律的部分，是可以理解的。天主教過去一直反對「處境倫理學說」，而強調道德原理是永恆不變的。但事實上，在不同的情況下，人該有不同的因應方式。聖經學家知道，舊約裡的法律，曾因歷史情況不同而有所改變。

　　天主教一直自詡是世界性的宗教，不專屬於任何族群或社會。但是因為最高領導階級多是來自先進社會，對落後地區的情況毫無親身體驗，羅馬發出的各種指令，多次根本不適用於落後地區，或信徒為少數族群的地區。

　　請看關於死刑問題的例子：最早發行的法文版「要理」語氣相當婉轉：「教會傳統的教導承認，合法政府有法理和義務的根據……在極端的情況下，不排除死刑的運用」（二二六六條）。最近推出的拉丁文標準版本加的限制，使死刑成了不可能的：「處以死刑是保障他人性命的唯一途徑時」。接著說：參考過各國（那些？）政府治理罪犯的方法後，會發現在現今社會「絕對有需要施以死刑的個案是絕無僅有的」。

　　國內有些學者和基督徒，不顧自己社會的實際條件，盲目地跟歐美前鋒思潮起舞，固然達到了出鋒頭的目的，實際是殺人不見血的兇手。而在另一方面，主張亂世用重典的人士，又只憑對罪犯的痛恨心理，偏愛立刻見效的圍堵策略，根本不顧犯罪心理及社會效應，結果只使犯罪的手法轉型，或更加猖狂。如果凡有私槍者皆處死刑，警察之傷亡人數必然大增。立法及司法人員該懂心理學及社會學。

　　任何一個社會現象，都是許多層面之原因促成的，不能只靠某單一方法使這現象消除或減少。廢除公娼制能減少賣淫現象嗎？那是假道學家掩耳盜鈴的花招。色情交易轉入地下後，更容易被黑道操縱，使治安人員多些雜事及外快，使性病難於控制，也使良家婦女多些威脅。

　　歷史上不是無人試圖消除色情交易，但都告失敗。法國聖王路易九世可能是最著名的失敗例子。奈何我們的政客不懂心理學及社會學，也不讀歷史，甚而也不尊重現有法律，任意詮釋或修改。其實最直的路，未必就是最短的路，多次是根本行不通的路。

　　單靠嚴刑峻法，不足以使社會安定；但在大眾奴隸性很強的社會，又無人重視宗教及道德教育，沒有廢除死刑的條件。如果大家都知自重自愛，死刑自然派不上用場，不必刻意廢除相關法律條文。

　　在依撒意亞先知展望的理想社會中，「豺狼與羔羊共處，虎豹將與小山羊共宿，牛犢與幼獅一同飼養，一個幼童即可帶領牠們」（十一6）。但這只是大家該追求的理想目標，在中途則該有在中途的社會運作方式。根據現實情況大家都該知道，現在還不是不必再閱讀舊約裡上帝處罰人類之故事、及先知警告世人之言論的時代。（註：此文於民國88年5月14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457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