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印度人是比較喜歡動大腦而不喜歡動手腳的民族，佛陀是這種民族性最傑出的樣品。有關形上世界的各種可能設想，印度早就幾乎應有盡有。相較之下，中國人就太現實，對純理論問題的興趣不高，因而理性思考能力也弱。佛陀生性慈悲，又有極敏銳的思考能力，備有大思想家的先天條件。

　　但是人的理性思考及想像，只是排列組合及比較能力，本身沒有內容，原料是來自感官及感受，故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即是輸入原料，聽看各種事物現象及先賢之見解；但若不加上自己的思考和整理，這些知識必然雜亂無章，不知誰是誰非，孰輕孰重，何去何從。如果只思不學，則容易陷於幻想，與現實脫節，是坐井觀天。

　　在佛陀之思想的形成過程中，有個學習階段；他坐在菩提樹下冥思之前，曾走訪各地名師。可惜這些名師是屬於同一個文化圈，有些共同的偏執。例如關於輪迴學說，佛陀以前的印度思想家幾乎無人提出疑問和討論。於是佛陀也就深信無疑，只能在這個死圈子內尋求人生問題之答案。這與路德等人之未能擺脫原罪學說之迷惑的情形相似。

　　佛陀在出家求道以前的個人生活體驗也太少，太單純。他在王宮從小嬌生慣養，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不知道為了他這些享受有人須付代價，不易有感激之情。他不覺得使妻子守活寡有什麼不對；這與他沒有母愛之體驗可能有關。姨媽無論待他多好，畢竟她不是他的生命之根。在象徵關係中，母親代表根基。孤兒很難有歸屬感。

　　如果佛陀自小就常自己動手做些事情，便會知道行動能夠改善現狀，雖然效果很小很慢。而且忙於改善身邊問題的人，通常不忍丟下這些事務，去尋求效果更廣更遠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天主教內大部分從事行政及社會救助工作的人容易陷於因循，對各類問題在理論及方法上難有突破性的貢獻，太忙是原因之一。

　　在天主教各團體中，變通能力最強的是耶穌會。首先因為他們的祖師羅耀拉非常重視學識。在制度方面，除了職位經常調動外，他們又有安息年制度，即每七年有一年假期；在這一年，每人可按自己之意願或去世界各地之同類機構觀摩，或去學術研究機構深造。正是因了他們的強大變通能力，在西方語言中所謂「耶穌會主義」，是指投機主義及陰謀主義（Jesuitism）。無論如何，他們的變通能力，是因了學與思兼顧。

　　孔子及耶穌都不厭世。基督徒知道，耶穌是在窮苦中度過了一生。他曾說：「狐狸有穴，天上的飛鳥有巢，但是人子（耶穌自稱）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瑪八20）。

　　有人問孔子的一位徒弟說：「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當時的人認為，聖人是「生而知之，不學而能」（中庸）。孔子知道這事後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他也曾說：「吾不試，故藝」。這裡「試」是指為求官職而參加考試。孔子原來無意從政，故學了許多技術（子罕）。

　　關於學識多寡問題，孔子拿自己與君子作了一個比較。至少在這個上下文中，「君子」不是指品德等級，而是指社會等級，即權貴。他說：「君子多（能）乎哉？不多也」。其實不只因為孔子是在野者而「多能鄙事」，他對政治問題的學識也不輸給當權當道的人。這點不必證明，雖然可能有人認為，因了孔子的「行政經驗」太少，他的政治構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但在另一方面，至少有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孔子比當權當道者更清楚一般大眾的心理和心願。

　　周朝的封建制度解體後，逐漸形成的中國政治結構及運作方式是：統治階級只有皇帝世襲，其他文武百官是透過科舉來自社會的各種階層，統治與被統治階級之間有知識及感情之交流。在波羅門教社會，統治階級對被統治的農奴，只知道鄙視及無情的剝削。西方在中世紀是行封建制度，但教會是第三勢力，而教會人員是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構成統治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橋樑。

　　厭世與入世之抉擇，直接是繫於個人之生活感受，而非繫於學識；但若沒有知識，又不可能厭世。禽獸不會自殺，即不會刻意追求死亡。在原始部落社會，也不易有自殺及精神崩潰現象。自殺及厭世，是因為感到現實不合願望。在原始時代，人能有多少超現實的願望呢？在富裕社會，有些人的厭世是醉飽後的嘔吐現象。覺得還有點事可做該做的人，才希望能活下去。哀莫大於心死。

　　然而，無論人類怎樣努力，似乎也逃不開生老病死之威脅，永遠會有人感到：「萬事到頭一場空」，是最高境界的覺悟。只不過，如果人是以世界上的後來者之資格看問題，人生取向之根本抉擇似乎是：人道（或經過思考的行動）該是天道之延績，或是該與天道及大自然逆向操作呢？（註：此文於民國88年3月19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453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