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舊約聖經裡之刑法是以個體權益及個體責任為其關切重心。但是舊約也有針對社會公害之刑法。公害是指直接或主要受害者不是某一個或某一些人，而是族群整體。古猶太人是以神道立教，以宗教信仰為其社會之結構及運作基礎；因此破壞宗教信仰，在他們的價值體系中，就等於現代所謂的公害罪行。

　　在原始部落社會，可以說任何罪行都算是公害罪行，每個人本能地會對罪犯採取報復行動（圖騰與禁忌，十七頁）。常有人說，在原始部落中，只有團體意識，而無個體意識；個體與族群之關係，比與家庭的關係密切重要：代表或象徵族群的「圖騰的結合力量似乎遠超過家庭的力量」（一三五頁）。什麼東西是你的，什麼是我的，意識也很模糊，好似財物皆是部落所共有。

　　強化個體責任及個體權益之意識，乃是突破社會因循之必要途徑。但是現代工商業社會的道德意識，好似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現代人的個體權益意識非常強烈，但對公共利益幾乎是麻木不仁。利益誰搶到就是誰的，誰就是英雄。

　　許多人不覺得破壞社會秩序是可恥的；許多人可能知道破壞或侵佔他人的財物不道德，但不覺得浪費或侵佔公物是罪惡（也許是功德？因為政府是國民黨的，而我是反對黨！）許多人可能承認偷搶他人的財物是嚴重罪惡，但覺得偷搶銀行罪過較輕，或根本無罪，只要不被捉到。

　　在古猶太社會，破壞宗教信仰即是破壞社會基礎，是公害罪行。「若發現一個男人或女人……去事奉敬拜其他的神……就將那做這種惡事的男人或女人，帶到城門外，用石頭砸死他們……見證人應先下手」（申十七2等）。既然公害罪也是告訴乃論，彼此若無深仇大恨，大概不去告發。當然也能公報私仇（列上二十一）。在極權社會，公報私仇的現象更多，大家不可忘記白色恐怖及文化大革命時代的冤獄。

　　有些學者主張，在安息日工作應處死刑，是舊約晚期的法律（出三十一15）。實際的演變恐怕是由嚴變寬。在瑪加伯抵抗希臘的戰爭中，安息日遭敵人攻擊時，原來也不反擊；因傷亡慘重，乃決定變通（加上41）。從耶穌在安息日治病未被處死刑事件，也顯示出大家的觀望態度。

　　上述學者主張，戶籍紀（民數記）這段記述，也是舊約晚期編的警世故事：「以色列子民尚在（西乃）曠野的時候，遇見一人在安息日拾柴……他們將他押在看守所內，因為尚未指明應如何處置他。那時上主對梅瑟說：「這人應處死刑……」（十五32等）。

　　其實把這種處置方式，放在以色列人在西乃沙漠時的情況下，才比較容易理解，雖然現代人無論如何會覺得處罰太嚴（陳鼓應，三頁）。在原始圖騰社會，所有的禁忌，都是圍繞看飲食男女兩大人生問題。關於防止亂倫的禁忌，問題相當清楚；男女性交太隨便的部落，生存力自然虛弱；舊約有關男女關係之死刑，可視為這組禁忌之陳跡。

　　把男女關係及財物分配兩大問題，都附會在一個象徵物上，一定是經過了極複雜的心理演變過程，很難追究其來龍去脈。不過大家似乎該假定，人類文化之發展，不是沿著同一路線，好似各種原始文化是停留在沿途不同階段的現象。文化發展該似生物界之進化，各有不同的方向。無論如何，確實有一種原始社會，維繫其族群意識的圖騰，只與其賴以生存之食物有關，與婚姻制度無關。

　　弗洛依德說：「由嗜食某種動植物而轉變為對其絕對禁食（即成為圖騰物）的說法，類此戲劇性的改變實令人難以解釋」（一四四頁）』其實一點不難理解。首先要知道，成為圖騰的動植物不是絕對不可食用，而且在圖騰禮餐中那是每個成員的權利及義務。故所謂禁食禁殺，違者處以死刑，只指私人不可濫殺，因為那是這個族群特別列為保育的東西。佛氏也知道，「畜牧時期的來臨使圖騰中斷」，因為這種動物多了，不必再加保護（一八三頁）。

　　梅瑟當時決定，安息日拾柴的人應處死刑，似乎是根據兩個理由：一是紀律問題，一是財物之分配問題。以色列人在西乃半島時，等於是行軍情況；在戰爭時期，軍紀當然該特別嚴格。此外，在西乃沙漠物資非常貧乏，不可以誰先搶到，東西便是誰的。當時收取瑪納也有限制（出十六16等）。安息日拾柴處死刑，在上述情況下可以理解，雖然是否正當仍然可以討論。但是在任何社會，大家都該有公害意識。極權社會傾向把每一種罪皆視為公害罪；理論雖說得通，但一定破壞到個體的正當權益。天主教之告解制度，使信徒誤以為只要得到了上帝之寬赦，便可高枕無憂了，也使人忽視受害人之權益。

　　自由社會一方面傾向淡化公害之罪惡感，而受理刑事案件的執法人員，又不重視受害人之權益，使他們不易得到合理的補償。這能算是進步嗎？ （註：此文於民國88年5月21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458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