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簡單地說，權威就是「足以使他人信服的優越地位」。可以分為兩大類別：一是認知層面的學識性權威；一是行動方面的，可稱為社會或行政權威。

在學識方面，一人之優越地位是他過去之學術成就造成的。因為他在某知識領域有非凡的成績，大家便認為他對這領域內某個別問題的見解也比較可靠。但事實上是否正確，最後還是要看事實及已知的其他相關事理。所謂非凡成績當然是相對性的：小學老師對他的學童是權威。

社會或行政方面的優越地位，與一人過去之表現當然也有關係，但主要是一個社會組織給他的。至於一個機構之主管的決定是好是壞，最後依據在於是否合於此機構之宗旨和利益。這類是非當然主觀色彩較重；某些組織之終極宗旨，或某一行動的真正動機，有時只有老闆自己心裏有數。

行政權威是使一組織穩定，使相關人員易於合作的力量。學識權威使人在學習階段節省時間和精力。為求得知識，人不能只憑自己的智力從頭摸索。沒有權威之作用，文化無法傳承，更談不上發揚光大。但在另一方面，太倚重權威的地方，個人創新應變的能力自然減退。為能推陳出新，該給懷疑留點餘地。如果一人受的是封閉式的教條教育，被一個霸道的權威控制，很難有創見。與不同模式之思想接觸，和不同之文化交流，能刺激思想，使人能從較多的角度看問題。

教會是一種特殊組織，主要是教化機構；耶穌交給徒弟們的使命是：「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瑪二十八19）。但教會也是個行動組織；因為耶穌傳授的人生之道，與實踐不能分開；而且從一開始，信徒就從事了救助貧弱的共同行動。

為使一個團體合作順暢，當然須有權威。但因為耶穌的精神特色是尊重個體，權威之運用自然受到限制：「你們知道：外邦人有首長主宰他們，有大臣管轄他們。在你們當中卻不可這樣：誰若願意在你們中成為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瑪二十25）。為使人間的權威相對化，他又說：「至於你們，卻不要被稱為辣比，因為你們的師傅只有一位，你們眾人都是兄弟；也不要在地上稱（外）人為你們的父，因為你們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你們也不要被稱為導師，因為你們的導師只有一位，就是默西亞」（瑪二十三8）。世界上沒有上帝或耶穌的全權代表。

耶穌離世時，除了由十二使徒構成的領導核心外，在其他制度方面幾乎是零，為使信徒有變通能力。總務職（執事）是使徒與信眾溝通後臨時決定增加的（宗六）。非猶太基督徒不必守猶太禮法之決策，也是由使徒與資深信徒共同協議後決定的（宗十五）。

自原罪學說在教會內佔了優勢後，又因了羅馬帝國之政治組織的影響，教會逐漸走向中央集權和樣版化。這精神最嚴重明顯的結果，是教會兩次大分裂：先是與希臘正教分道揚鑣，後又發生西方宗教革命。在教會內部，則施行教條教育，背誦標準答案，不高興一般信徒研讀聖經；在大眾已不懂拉丁文之後，直到本世紀五十年代，仍然沿用拉丁文舉行主要宗教儀式；其教化功能可想而知。

像教會這樣龐大的國際性團體，當然該有組織周密的領導機構；但其任務主要該是協調與輔導，而不是發號施令。按新約的記載，伯多祿（彼得）固然有某種特殊地位；但這事實並不足以支持教宗獨裁。說教宗不能錯誤更是可笑；耶穌並不那樣天真樂觀：「人子（再）來臨時，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嗎？」（路十八8）。保祿就曾當眾指責伯多祿的不當立場（迦二11等 ）。

但在另一方面，絕對的民主也不合理。福音的基本精神是互助合作，使人類逐漸走向理想境界。不關心他人和社會的信徒根本不配稱為基督徒。同樣，一個地方性基督徒團體，若與其他團體沒有互助合作關係，不關心其他團體遇到的問題和生活體驗，也不配稱為基督的教會。合作最主要的方法，是尊重高層組織之協調和輔導職務。

教宗不可能清楚地知道每一地方教會的實際處境，和所需面對的問題。會議時少數服從多數也不是真理之標準，只能當行政決定之依據或參考。但強制性的統一標準必然引生消極抵抗，或削弱基層組織之應變和創新能力。

公元一Ｏ七年殉道的聖依納爵（Ignatius of Antioch），稱羅馬的教會為「全世界之友愛團體的主席」，是很好的界說。如果教宗成了分裂紛爭之根源，倒不如沒有教宗。大陸革新派基督徒能全力對外，不像天主教徒那樣為一個遙遠的領導權彼此攻擊，是很有趣的對比。（註：此文於民國80年7月20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13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