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為能正確理解耶穌的理念體系和心願，基督徒最該清理的問題之一，是耶穌與洗者若（約）翰之關係。根據一九四七年在死海岸發現的大批厄色尼派文獻，該說這個問題已經非常清楚：若翰是厄色尼派，是偏激排外的民族主義派，主張以武力使猶太人復興，採暗殺等恐怖手段。耶穌則極力反對暴力及種族仇恨：「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和強盜」（若十8．參看瑪七15）。

　　但是耶穌不能與這些狂熱偏激的愚人正面為敵，他故意製造與若翰若即若離的關係；在不得不評論他時，措辭也極詭譎：「在婦人所生者中，沒有興起一位比洗者若翰更大的；但在天國裡最小的也比他大」（瑪十一11）。

　　理解一個人比理解一個東西，不知要難上多少倍。許多人某天可能突然感到，他對那個與自己朝夕相處了多年的枕邊人，並不十分理解。如果我們想理解的人，是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和社會，問題更加複雜了。這是每位想成為名副其實的基督徒須面對的問題。

　　保祿說，信徒「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斐二5）。他又說：「誰若沒有基督的精神，誰就不屬於基督」（羅八9）。一個不理解耶穌的人，怎麼可能有他的精神和心情呢？怎麼能夠知道自己的心情和精神與耶穌的一樣呢？

　　人的生理結構及運作方式，在出生時已大致定型。人與無靈動物的差別，在於人能透過意識自覺，自由調配培養活動能力及方式，因而能夠沒有固定止境地自我超越，向善或惡的方向發展。

　　但是人的自覺自由能力，在初生時是在潛能狀態，出生後才開始發育，並逐漸定型。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低級生物的一生中，沒有學習過程。「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人能活到老，學到老。

　　在孔孟之人生哲學的理念架構中，性與命是兩個關鍵字眼。性指性能，即天生的活動能力；命指各種活動能力該達成的任務或使命。孟子說：「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天生之）性（能）也；有（使）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盡心下）。此處之「謂」應解為「勤思之」或「只在意」，有似用「無所謂」時之意義。「因為是有任務的（有命焉），君子不只想那是天生的能力而縱情肆慾。」

　　佛洛依德雖然抱唯物主義，但他知道，若排除目的觀念，無法理解任何生命現象，也不能說某個心理現象是病態。可惜他的人性論有兩個致命弱點。第一個是他好似把男女性愛視為人性發育之終極目標，因而不能把人性所有的合理願望都整合起來。

　　印度人是比較喜歡動大腦而不喜歡動手腳的民族，佛陀是這種民族性最傑出的樣品。有關形上世界的各種可能設想，印度早就幾乎應有盡有。相較之下，中國人就太現實，對純理論問題的興趣不高，因而理性思考能力也弱。佛陀生性慈悲，又有極敏銳的思考能力，備有大思想家的先天條件。

　　但是人的理性思考及想像，只是排列組合及比較能力，本身沒有內容，原料是來自感官及感受，故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即是輸入原料，聽看各種事物現象及先賢之見解；但若不加上自己的思考和整理，這些知識必然雜亂無章，不知誰是誰非，孰輕孰重，何去何從。如果只思不學，則容易陷於幻想，與現實脫節，是坐井觀天。

　　對同性戀現象之理解，在佛洛依德以後，似乎沒有明顯的進展。在另一方面，由於女性獨力謀生的可行性愈來愈大，兩性關係只會越來越難處理。這裡以討論男同性戀問題為主，因為對女同性戀問題，學者所知較少。

　　人生問題不易達成共識，是因為大家都傾向把問題情緒化，不用冷靜理性思考。把適合大多數人的道德標準絕對化，「以多暴寡，以強暴弱」（荀子語），是來自同一心態。正人君子該主動給不幸者及異常者留個合理的生存空間，不可盲目地以「人海戰術」打壓異己。

　　台大陳鼓應教授的「聖經批判」第一章之標題是：星座中的獨裁者。第一部分是從舊約早期歷史書中，節錄的上帝或以上帝名義之殺人事件；第二部分主要是從先知書中，節錄的上帝以處罰警告人類之字句。

　　他是為證明：「耶和華的足跡所至，莫不瀰滿（漫）著一股濃烈的暴戾之氣。據舊約的記載，遭耶和華所擊殺的人，有數字可稽者總共達九十萬一百五十四人之多，而無數字可查者，為數更多」（一頁，環宇）。

　　統計是研究社會現象常用的方法之一，例如為知道某地區之出生率或離婚率。這層工作，是小學畢業生就能做的，不必勞動堂堂的哲學教授。但是孤立的數目字本身不顯示任何意義，而須由詮釋者加以解讀。解讀是否正確，則繋於詮釋者的其他學識及經驗。例如至少他該知道其他地區或同一地區不同時代之統計數字，才能知道某離婚率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再用其他方法找出原因。

　　古猶太人如果承認埃及國王是神的化身，或上帝的全權代表，便沒有資格以上帝名義爭取民族的解放，將會永遠在埃及當奴隸。有點思想的人不難發現，宇宙是個統一的運作系統，該有個中央控制機構；但是以唯一上帝之名義（天無二日）支持的社會極權運作系統，又不絕對合情合理，於是超然上帝之一神論思想誕生了。

　　有人主張，聖經之上帝觀念，是由猶太人之民族神觀念演變而成的。這見解與聖經之歷史資料不很相符。無論如何，對猶太人之民族意識及宗教意識之形成和維持，逃離埃及是關鍵性事件。聖經的一神論最初是為抵抗埃及的一神論。以民族（或台灣）神名義，沒有資格與唯一神之代表抗爭。梅瑟承認人類皆是上帝之子女，但強調猶太人是上帝特別支持的選民：「以色列是我（上帝）的長子，我命你（法郎），讓我的兒子去崇拜我」（出四21）。

　　上帝是絕對超然的，不可把他與現世的任何東西視為一體。這種意識多少也影響到舊約的刑法精神。現代的刑法是以社會集體利益為思考重心。舊約之刑法是以個體之權益及責任為思考重心，故像民法一樣，也是告訴乃論；官方不設主動追查刑事案件的檢察官，只設法官。

　　舊約也沒有專職劊子手；罪狀確定後，等於是原告（所謂見證人）親手施刑。舊約對刑事犯也沒有類似補償社會損失的罰鍰處分（古經之風俗及典章制度，二０五等頁，光啟）。世界上沒有高於個體之正當權益的權益主體。

　　但在現代人眼中，舊約處死刑的項目確實太多，特別在男女關係方面（申二十一等）。有人認為，古代大眾粗野，需要嚴法峻刑。這見解雖然不是毫無根據，但不是全部真相。

　　這個世紀盛行一時的存在主義哲學，關切的重心這是人生問題，而不是宇宙論問題。這些哲學家重視個體人性自覺，以抵制黑格耳及馬克斯等人的集體主義及國家社會主義。在這些哲學家中，以法國沙特的個體力行主義色彩最明確易懂。

　　沙特把人性結構分為兩層。一層是本然，大致等於中庸的「誠者」或天道；另一層是企然，等於中庸的「誠之者」，及孟子的「思誠」或人之道。人之為人的特色，在於人有自我超越之能力，即在於人性中之企然。

　　西方傳統哲學所謂的「本質」，是指一個東西在起始點就該完全備有的性質，使之是「這樣的東西」，而不是另一類東西。沙特偏愛的一個口號是：「人的存在先於本質」，就是為強調，我在初生時什麼也不是，只在我嚥下最後一口氣時，才能確定我是什麼，國人所謂的「蓋棺論定」。在生命起始點的自我是假借的；我一生行動之總和才是真實的自我。

　　舊約聖經裡之刑法是以個體權益及個體責任為其關切重心。但是舊約也有針對社會公害之刑法。公害是指直接或主要受害者不是某一個或某一些人，而是族群整體。古猶太人是以神道立教，以宗教信仰為其社會之結構及運作基礎；因此破壞宗教信仰，在他們的價值體系中，就等於現代所謂的公害罪行。

　　在原始部落社會，可以說任何罪行都算是公害罪行，每個人本能地會對罪犯採取報復行動（圖騰與禁忌，十七頁）。常有人說，在原始部落中，只有團體意識，而無個體意識；個體與族群之關係，比與家庭的關係密切重要：代表或象徵族群的「圖騰的結合力量似乎遠超過家庭的力量」（一三五頁）。什麼東西是你的，什麼是我的，意識也很模糊，好似財物皆是部落所共有。

　　人的行動最初完全景由本能支配；隨著知識的增加，經過思考而由自己抉擇的行動範圍逐漸擴大。但是因為人永遠達不到全知的地步，他的任何抉擇也不能完全擺脫含有未知數的「信以為然」之知識的限度。而且信以為然之知識在現實生活中的影響極廣；一人若妄想自己的每一抉擇只以絕對正確可靠的知識為依據，就得永遠觀望下去，一步也不該動。

　　如果一位什麼發明家敢公開聲明：「除了眼可見手可摸的東西外，我什麼也不信」，這證明他根本不理解自己。在任何發明或藝術創作之起點處的靈感，原來都只是信以為然的設想，看不到，摸不到。發明家幸運，只因為他猜對了，又找到了證據；發明是把信以為然變成明確知識的過程。有「心想」，才能有「事成」。發明家是勇於相信、但不甘心停留在信以為然之心理狀態的人。

　　在納粹屠殺六百餘萬猶太人事件之後，許多西方學者感到，該重新審核新約所記耶穌遇難始末之可信程度，因為許多人是利用聖經，煽動大眾的反猶太人情緒。

　　追究真相乃是學者的天職。可惜在學者與大眾的認知之間，常有很大的落差；連許多神父牧師向大眾傳述的，絕大部份仍是中世紀的主張和思路，對近代學術界的討論好似無動於衷。例如絕大部份基督徒，仍把原罪學說視為天經地義。

　　瑪竇福音的山中講詞，從尊重他人之權益角度說明人際關係時，提到三組問題，每組問題兩個事項。一組問題是怎樣對待仇人和壞人（五38至48）；一組是關於兩性關係（五27至32）。關於一般人際關係；那裡先說該尊重他人的生命身體和榮譽（五21至26）；第二項是該守信用：「是就說是，非就說非，其他多餘的，便是出於邪惡」（五33至37）。關於這段經文的詳細分析，請看拙文「山中講詞之結構與詮釋」（哲學與文化，十三卷十期）。

　　按上面的分析，在人際問題中，守信用之重要性佔六分之一。孔子也說：「民無信不立」。守信用的基本道理不難理解，但在實際人生中，說謊與公開真相之效果卻不易控制。下面用筆者在不惑之年，因忘記一年前親手處理的一件事情，所引生的不愉快後果，說明這些複雜問題。筆者雖然能夠運用四種外語，看到某些風雲人物表現的超人記憶力，仍感無地自容。但人不是神；我懷疑有人寧願說謊，也不願承認是自己記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