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在納粹屠殺六百餘萬猶太人事件之後，許多西方學者感到，該重新審核新約所記耶穌遇難始末之可信程度，因為許多人是利用聖經，煽動大眾的反猶太人情緒。

　　追究真相乃是學者的天職。可惜在學者與大眾的認知之間，常有很大的落差；連許多神父牧師向大眾傳述的，絕大部份仍是中世紀的主張和思路，對近代學術界的討論好似無動於衷。例如絕大部份基督徒，仍把原罪學說視為天經地義。

　　記述歷史該力求客觀。但是該怎樣利用歷史教訓更是重要問題。大家不可忘記南京大屠殺及二二八事件；但是在追憶這些事件時，如果大家只想害人者有多可惡，則無異是在醞釀悲劇重演，只是受害人與害人者角色互換。

　　「誰殺了耶穌」的作者柯羅桑（J.D.Crossan、美國、Harper版），為了使基督徒社會不易拿聖經當煽動反猶太人情緒的工具，企圖證明：新約所記之耶穌遇難始末，只有百分之二十是客觀歷史。但是他的基本思路只是牽強附會。這裡只分析一個例子。

　　馬爾谷（馬可）福音記述耶穌在猶太宗教法庭受審情節說：「有些人就開始向他吐唾沫，蒙起他的臉來，用拳頭打他……差役且用巴掌打他」（ 十四65）。柯羅桑提到信徒濫用這段記述的一個例子：在第九至十一世紀，法國杜魯茲城大教堂（Toulouse）演耶穌受難史時，拉來一位猶太人，由當地伯爵象徵性地打他一巴掌（序，九頁）。

　　這是弊端，怎樣避免類似現象重演呢？柯羅桑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證明這段記述不是客觀歷史。為證明新約之耶穌遇難記述有百分之八十不是客觀歷史，他用的主要方法是：證明那只是「預言之歷史化」，是把預言變成了歷史（Prophcy  Historicized）。

　　這無異是說，那些敘述是利用舊約的字句，以玩接龍方式編造的故事。他主張，「吐唾沫」情節，是按舊約這段話編造的：「我將我的背轉給打擊我的人，把我的腮轉給捉我鬍鬚的；對於侮辱和唾污，我沒有掩蓋我的面」（依五十6；柯書一二八頁）。

　　依撒意亞先知說的凌虐項目，與耶穌在猶太宗教法庭及羅馬法庭受的凌虐項目並不完全相同。縱然完全相同，仍不足以證明新約之記述不是客觀歷史，因為人類同樣的事一再重演的現象太多了。為證明新約這個情節不是事實，須有別的證據，例如證明不合當時的法庭習慣。然後才可進一步追究，那個不實敘述是怎樣產生的。你先得證明「毛澤東焚書坑儒」之說不合事實，然後才能找證據，確定那個不實陳述是因了作者偷懶，套用古人字句，或是因為他有惡意醜化毛澤東的企圖等等。

　　柯羅桑承認，耶穌在羅馬法庭受鞭打是客觀歷史，因為那是羅馬人處置罪犯的習慣。然而他難道不知道，司法及治安人員凌虐犯人的現象，不要說在耶穌時代，就連在現代最進步的社會也時有所聞，只是凌虐方式能有不同。許多國人該記得，文化大革命及白色恐怖時代凌虐犯人的花招。有人是因為有虐待狂；有人是為向當局獻殷勤，為顯示他忠於主人；也有人是公報私仇，是遷怒……

　　按新約所記，在兩個法庭受審時，都沒有耶穌遭刑求的情事，可能因為耶穌自動承認罪名，承認自己是上帝之子。但從被捕到受審這段時間，差役對他會很客氣嗎？在小說式的耶穌傳中，若按古代差役之作風，把新約這段空白補上，能說是扭曲事實嗎？

　　柯羅桑的「策略」，牽涉到一個後果更深廣的問題。大家知道，舊約有太多的犯罪事件記述。這可能是中世紀教會不願把聖經譯成方言，讓大家隨便閱讀的原因；這是天主教傳教士遲遲不敢推出中譯舊約的原因；大概也是早期信徒中有一派不承認舊約是聖經的原因。按同理，柏拉圖主張該把荷馬史詩列為禁書，特別是依里亞德，因為描述戰場上廝殺的情節太多。

　　這是教育方法和策略問題。現代大家經常討論：是否以及該在何時使小孩知道關於性生活的種種問題。有人主張在結婚前最好對性生活一無所知嗎？保祿固然曾說：傳授法律知識，無異是傳授犯罪知識（羅七7等）。但那只是對居心不正的人而言。什麼東西不能被人濫用呢？

　　聖經記述那些犯罪事件，目的當然不是為供後人模仿，而是為使讀者事前有心理準備，免受其害，同時也是告誡他：他也不可做這類事。故此保祿說：「凡受天主默感所寫的聖經，為教訓、為督導、為矯正、為教導人學正義，都是有益的」（弟後三16）。許多歐美名人承認，聖經是他們最早接觸的「成年人讀物」。

　　無論是虛構故事或客觀歷史之敘述，都不可能一而再地警告讀者：這是罪惡，並解釋為什麼是罪惡，以及人為什麼會做這類壞事。犯罪敘述在人心中究竟是產生建設或破壞作用，主要是靠這類補充說明，而這是老師及神父牧師等之任務。（此文於民國89年10月6日在西子灣副刊發表。此為「聖經今看」第493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