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這篇文章該是2009年7月以後的作品。劉老師寫此文的動機，該是國際新聞懷疑現任教宗曾加入納粹黨？二次大戰時的教宗，對納粹迫害猶太人是否阻止？等訊息後的感慨。由於我在六月初去印尼半個月，回家後談到華僑在印尼的情況，因此他才會在文中以華僑和猶太人相比。　　　蜀桂註

這篇稿子沒有註明篇名，內文裡也僅以問題一、問題二做區隔。我的感覺，該是有人詢問，父親才針對對方的提問一一作答。不過，父親並沒有請母親處理過相關的回信。這是父親最後寫的、堪稱完整的文章。　　　榮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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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

　　「猶太人的命運早由新約制定」之說，是為各當事人推脫責任的主張。你能說中國現代某少數族群的命運，是四書五經制定的嗎？」   

　　任何一個人或一個族群的命運，都是由當事者每一步決定逐漸形成的。每一步決定都有使命運改善或惡化之作用；但是因一次決定而完全改運幾乎是不可能的，特別是族群之命運。

　　有些決定後果比較深遠，例如七十年代偏激愛國派引發的「猶太戰爭」。為處置惹事生非的人，古今中外掌權的人，難免採用兩種手段。如果人數很少，則殺了算了。如)是個族群，則設法驅散，使他們無法成為強大的政治勢力。創世紀裡的巴貝爾塔故事，影射的是後一手段。

　　自第四世紀以後，猶太人在基督徒社會的處境，有點像華僑在印尼的處境。但無人把印尼的排華事件看為宗教事件。為什麼？因為印尼人的回教信仰雖明確，但華僑沒有明顯的宗教信仰，雙方的大小利益衝突，不易扯到宗教理念層次，雖然回教社會排斥其他宗教的心情不會低於基督徒社會。

　　值得注意的是，納粹迫害猶太人時，雖然曾利用路德的反猶言論，但其主軸口號不是為了維護宗教信仰純正，而是為了維護血統及種族純正。後面會說明，這正顯示政客狡猾的一面。

　　但猶太人遭大屠殺是發生在基督徒社會，每位基督徒多少都該負一點責任。當時我或我的祖先在那裡？採取的態度有何作用？這類反省能使這類事件以後不易發生。因了話題敏感而不願討論的人，反而使自己對操弄族群仇恨的投機政客沒有戒心，容易陷入這類罪惡漩渦，而成為幫凶。教外人若問到這個問題，他不知該怎樣回答，也不知怎樣化解教外人對基督徒的各種反感。

　　新約記述了純猶太人與撒瑪黎雅省人（雜種！）之間的敵意，偏激愛國派對羅馬人採用的暗殺等恐怖手段；耶穌及其信徒與猶太本土當權派之衝突；本土猶太基督徒與希臘化猶太基督徒之間的衝突；及猶太基督徒與非猶太基督徒之間的衝突。

　　新約明確堅決反對以暴易暴，反對「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報復手段。新約的各位作者都是猶太人；而保祿不只強調他是純猶太人，在宗教派別方面他又曾是很激進的法利賽派。認為新約把對謀害耶穌者之痛恨心情，遷怒到了所有的猶太人及其子孫，無論如何是對新約立場的惡意曲解。（見後）。

 問題二：

　　「啟蒙時代以前的教宗皆有反猶思想」之說，是不懂心理也不懂政治者的憑空偏頗想像。

　　所謂「反猶」，有許多輕重程度，從消極的冷漠及不喜歡，到極強烈的痛恨。此外，反猶心態又該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心情感受，一是理念形態。在強烈的痛恨中，這兩層作用必然傾向結合為一；但在其他情況則只互相有些影響。

　　心情感受是來自實際交往時的體驗。在西歐地區，猶太人最多不過佔全人口的十分之一；所以未必每位基督徒都與他們有親身交往經驗。而且某些場合之接觸，本身又是中性的。我教過的學生是來自不同的族群及宗教；但是關於那類學生的表現較好或較壞，我沒有任何印象。老師自然喜歡成績較好的學生，不在意其他背景。但我個人對宗教及族群絕非毫無成見。其實我的主見非常堅定，但其中沒有恨意，只有同情；因為我知道：我不認同的那些宗教和族群害不到我。

　　從宗教的角度來看，商業交往也是中性的。猶太人及東南亞的華僑，都生財有道。但他們不可能是只靠欺騙。而消費者在意的，只是買誰的東西比較合算，並不在乎這商人的其他背景。某政治事件引起的「拒買Ｘ貨」之宣傳，作用非常短暫，很快便又回到市場的供需原理。

　　在任何社會，富人都不願小孩與窮人小孩交往太多；許多窮人也不願小孩與富人小孩交往太多。這現象也出現在家族及至親之間，而且排拒心情可能更是強烈，因為否則的話，傷害彼此之自尊心及權益的可能性較多。

　　但是上述現象，是出自大人之理性決定，而不是出自小孩之親身感受。心理學大師榮格在其自傳中提到的事實，很值得玩味。他提到小時對「黑袍男人」（神父）的怕懼心情；他也提到他父親身為牧師，在度假地卻能跟神父成為要好的朋友！從理念系統及職業競爭的角度，什麼人的對立關係，能比牧師與神父之間更為強烈？這是在第二次大戰以前之年代發生的事情；那時大家還不知「大公運動」為何物。

　　在各種族群階層等之間，彼此保持一點距離，本身並不是壞事。每人都得模索著，慢慢找到與外界互動的合理方式。痛苦知覺遲鈍的小孩及沒有防疫系統的人難生存。但是自衛心理太強，也不是健康人格。為培養心胸寬大但又知分守的人格，設法多在中性場合與異己接觸，是很好的操練方法。但絕對沒有主見的人，反而是極易成為投機政客操弄的人。

　　為猜想天主教處理猶太人問題歷代採取的基本立場，一七四七年教宗本篤十四世之公函，是很好的參考線索。關於給猶太人小孩授洗問題，那裡引用的是十三世紀大神學家聖多瑪斯的主張，即若沒有父母之同意，不可以給猶太小孩授洗。理由有二：一是不合教會習慣，一是違反自然正義；因為按自然法，子女該由父母照管（通用訓導文選，一四八一條）。那裡也順便提到：成年人若非自願？也不可給他授洗；其他宗教的大人小孩也是一樣。

　　既然是自然人權及習慣，似乎就不可能有相反的事件發生。其實未必。在任何社會及年代都有許多無知的人，及偏愛短線操作的人。人類的許多悲劇一再重演，正是因為大家不記取古人的全部經驗和教訓。政府及教會的法令，也永遠不可能完全下達，更不要說奉行，縱然是在傳播媒體極方便的今天。

　　上述情勢也不全是出於惡意。人類固執難化的慣性是很頑強的。每天都有受騙的新聞；騙子常用的方法也非常簡單幼稚，但仍有許多人繼續受騙，也包括大學教授。為什麼？許多無知大眾只看連續劇，不看新聞；許多高級專業人員對人類及社會的其他問題也不感興趣。總之，聖經裡的先知，都有很強烈的無力感。

　　你們要求教會人員的視野及敏感度，比一般人高出多少呢？他們當然也會有某種形態的「職業偏差」及短線操作傾向。縱然在求學期間，他們曾把聖經記述的古猶太人一千多年的遭遇及反省資料全想通了（實際絕不可能），在星期天講道時，也會認為許多問題不必讓每個教友知道。連那些每星期天必去教堂受訓的信徒，宗教及人生哲學的知識，恐怕也只有小學程度。

　　教宗歷代的角色是什麼呢？他的角色是有限度的；他永遠也不可能要怎樣就怎樣，也永遠不可能什麼事都管。爭議性高的人很難當上主教，更難當上教宗。

　　耶穌及其徒弟初期傳道時，常去猶太人的會堂，彼此直接發生爭執的機會較多。這可稱為猶太教內部衝突階段。基督徒人數多了以後，有了自己的聚會場地，彼此爭執的機會自然就會減少，特別是在僑居地。有多少人閒著無事，專找他人爭論呢？為爭取非猶太人對基督徒信仰的好感，也不能只靠對傳統派猶太人，並不是正式的競爭關係。因為傳統派猶太人向外族傳教的意願原來就不大；而外教人想改信猶太教的意願也很小，因為猶太教的傳統禮法太繁瑣。這情勢一直延續到今天。近代天主教在古老文化地區傳教時，禮法繁瑣也是比新教各派吃虧的地方。

　　猶太僑民與各地原住民之互動關係，早就形成了固定模式。成了基督徒的猶太僑民，與原住民交往只會更加方便。然而原住民成了基督徒的人數多了以後，威脅到了當地靠傳統宗教生活者之利益。他們為了自保，有時對基督徒採用暴力，如厄弗所的例子（宗十九23等）；有時則編造不利於基督徒的各種謠言，使政治當局打壓基督徒，如六十年代羅馬火災時，尼祿皇帝把基督徒視為罪魁禍首的例子。

　　上述迫害事件在原則上只是地方性的，和短暫的；那只是地方治安問題。基督徒對羅馬政權不構成威脅，羅馬也從來不曾有全面消滅基督徒的「政策」。Trajanus皇帝給地方官Plinius的指令，是明顯的證據：若無人控告，不必追捕基督徒。

　　因了基督徒的互助友愛精神，成為基督徒的人數不斷增加。在三百多年後君土坦丁皇帝爭取政權時，看準了社會之現實人口結構，以討好基督徒的口號取得政權後，正式承認基督宗教為「合法宗教」。這時還不能說是正式的「國教」。

　　從這時起，教宗專有的本位任務逐漸明確：一是與政治當局協議雙方之權限，一是整合教會內部的信仰內容及管理方式。在此之前，他縱然有此心願，也無此實力。

　　前幾次大公會議都是皇帝下令召開的，本身並無不妥。有內部自律能力的宗教組織，有助於維持社會治安，是誰都會想到的問題。開會及各地主教之費用及途中安全，那時當然得靠政府協助。但會中討論的課題，都只是教會內部之信仰內容及管理方式問題，由教宗簽字後生效。皇帝不可能把自己的權力問題，交給會議討論；他要給教會多少權力，是由他自己決定。   

　　會議也不討論信徒與猶太人的互動方式；那主要是國法及地方治安問題。但每次會議都造成一些教會內部的分裂，並使異端派受到迫害。這與印尼及馬來西亞的情況非常相似。回教當局並不要求其他族群改信回教，但卻對背判回教的回教徒施以極嚴厲的處罰，包括死刑。

　　在上述情況下，無論教宗個人對猶太人有何觀感，當上教宗後，都沒有機會表現。教會的官方文件，都是部下編好的，教宗只是簽字而已。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