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與天道
在五四運動以後出現的新儒家，多把孔孟看成浮泛的實用主義者，不承認他們的思想有宇宙論和形上學的基礎。他們倚重的證據之一，是論語中子貢這段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於是錢穆解釋說：「文章者，詩書禮樂，切近人生者也。性與天道，則為宗教與哲學上之問題。今不曉孔子自身對於宗教哲學之意見何若；唯其教弟子，則唯著緊人生一面，而宗教與哲學，皆所不談」（四書釋義，上冊，頁九十，中華文化出版社）。
但是孔子既然「言性與天道」，怎麼可能又「不可得而聞」呢？「之言」或「所言」在全句中沒有意義嗎？孔子曾說：「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述而），孔子對學生毫無隱瞞。所以「不可得而聞也」，不是說他不談這些問題，而是說孔子對這些問題的見解，不能在別處從他人口中聽到，只有孔子講得好，是「難得」的；那是孔子的創見，是孔子思想「成一家言」之特色所在。但是關於文章，則有許多別的人照樣講得好，就像莊子所說的：「其（道術）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士大夫長輩），多能明之」（天下篇）。
禮義道德，乃是人性活動之規範。不知道「人性是怎樣」，怎能確定「人該怎樣」呢？智仁勇三達德，難道不是人生來就有的性能嗎？難道不是人性問題？孔子講解詩經上的一句話時說：「繪事後素」；子貢因而想到了「禮後」的道理，即先有天性，後有禮法；孔子非常高興說：「起（啟發）予者商（子貢名）也」（八佾）。
中庸主張，為能有堅定的自信，人該有兩種知識；一是知天道及天命，一是知人性：「質諸（相對質）鬼神而無疑，（是因為）知天（命）也；百世以俟聖人（出現）而不惑，知人（性）也」。宇宙整體之運作規律是天道，個體之運作規律是天命，即上天給每個人的使命，故說「分於道之謂命」（大戴禮記，本命）。
莊子也說：「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因為天是「人該怎樣」之基礎（天道篇）。莊子的主張與中庸是一致的，故說：「明乎人明乎鬼（歸也）者，然後能獨行」（庚桑楚）。不知人天生有何性能，也不知人生有何使命，便無法確定人生方向，沒有「獨行」的勇氣。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才能有「知不可為而為」的勇氣。
（二）與命與仁
錢穆不是第一個把孔孟思想之形上學基礎切除的人。論語說：「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一般都把此處之「與」字看為連接詞，故程子說：「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朱子四書集注）。但是論語討論「仁」的字句極多，怎能說「孔子罕言仁」呢？程子的解讀與事實顯然衝突。
其實此處「與」字不是連接詞，而是動詞，指「認同和認許」，也通「譽」字，用法與晏子批評孔子的這段話一樣：「入（他）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他誣控孔子曾在楚國支持白公造反（墨子，，非儒下）。墨子又說：治國有道者，「外者諸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尚賢中）。列子說：「此二者（謀士和狂人），胥（皆）失者也，而世與（其）一不與（另外之）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天瑞）。這些「與」字皆為動詞。
孔子要學生「各言其志」，最後結論說：「吾與典（曾晢名）也」，他認同典的志趣（先進）。孔子又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他解釋說：接納改過的人，不等於對這人的全面認同：「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其潔也，不與其往（過錯）也」（仝上）。
（三）天道與天命
論語裡提到「命」字的地方雖然不是很多，但那卻是孔子人生哲學中的一個重要理念，與「仁」之理念同樣重要。他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沒有使命意識，不能成為正人君子（堯曰）。他又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季氏）。大人是指有官職者。既然大人和聖人都是傳達天命的，都是代天行道的，所以最該敬畏的是天命。
孔孟用「天」的字句，多次該理解為天道或天命。中庸說：「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這是一種事理，是天道之運作方式。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心上）。這是指天命。孔孟主張性與命互為表裡：你得有這樣的性能；便有這樣的使命。反之亦然。
墨子是第一個把經書及孔子所說之天命，曲解為命運的人（非命篇）。但他為支持兼愛非攻等理念而引用古書含天命的字句時，也是解讀為上天的積極意願，即上天給人的命令。孔子的創見，在於把經書裡政治特權意義的天命理念普遍化，主張每個人都有直接得自上天的個別使命；這是全民受命的哲學。經書裡用天命，主要指天子「奉天承運」代天行道之使命。
孟子反對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的主張，便是根據上面的道理。「言」是指社會的政令及聖賢之言論（公孫丑上）。他不承認世界上有上帝的全權代表，故能理直氣壯地「說大人，則藐之」（盡心下）。他甚而主張「天爵」高於「人爵」；後者指政權性的職位（告子上）。莊子記孔子的話說：「與天為徒者，知天子（皇帝）與己，皆天之所子」（人間世）。
墨子從「天志」，一下就跳到政治原理「尚同」。荀子主張「以吏為師」。這都是極權主義，要求個體無條件向政權投降。無論古今中外，若只從政治角度思考人生問題，主張宇宙是個統一系統的一神論，便成為「天無二日」式的霸道之藉口，可以用來支持對內之專制，也可以用來支持對外之侵略。這也正是舊約聖經早期作品之情調。耶穌的思想主軸，是要把舊約裡「萬軍之上帝」及國王是上帝之子的意識形態，改變為「每個人都是天父的子女」，以建立個體之自尊和自信，使個體能「獨行」。人不是社會的工具或奴隸。
孔子說他「五十而知天命」（為政）。這不是指廣泛抽象的天命之理念；這層問題，該是在他三十而立，或至晚四十而不惑時就已經想通了。孔子在五十多歲時終於想通的乃是：上天給他個人的具體使命不是從政，而是從事教育和文化工作。
其實孔子和孟子的性格都不適合從政，因為都太堅持原則，不喜歡聽他人使喚，為五斗米折腰。但是孔子也不會為了反對而反對，不尊重他人。莊子筆下的孔子是「內直外曲」。前者即是「與天為徒」；外曲是「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人間世）。孟子說孔子是「聖之時者也」，不是死板僵化的教條主義者。（萬章下）。
（作者：劉俊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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