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四篇福音把洗者若翰和耶穌的公開傳道活動時間，壓縮到了極不自然的程度；他們二人出面干預時局的行動來的也太突然。這種長話短說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為節省篇幅，但是缺點則是使讀者不易看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前三福音給人的粗略印象，好似耶穌公開傳道的活動，只是從加里肋亞省去耶路撒冷的一次旅程；學者根據若望福音裡的線索，才確定出他公開傳道的時間有三年左右，並曾多次去耶路撒冷。

    耶穌為什麼是出自加里肋亞省，而不是出自猶大省或耶路撒冷呢？以註解章句或「訓詁」為主的聖經學家，不會關心這個問題。耶路撒冷的司祭長和法利塞人曾說：「難道你（派去捉拿耶穌的差役）也是出自加里肋亞嗎？你去查考，你就能知道：從加里肋亞不會出先知的」（若七５２）。

    這些自以為是的猶大省人，竟然忘了依撒意亞先知在公前七百年左右的預言：「往昔上主曾使則步隆和納斐塔里地域（即北國）受了侮辱，但日後卻將使沿海之路，約旦東岸，外方人的加里肋亞獲得光榮。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到了一道皓光，光輝已射在那寄居在漆黑之地的人們身上」（依八２３及九１；瑪四１４）。有些譯本把「外方人的加里肋亞」，譯為「外方人的地區」，因為「加里肋亞」之字義就是「地帶」。先知稱之為「外方人的」，大概不是因為那裡外方人較多，而是因為那時已被亞述統治。

    一般信徒會認為，預言就是預言，事情不可能不那樣發展，因而忽視實徵層面的因果關係，也不易得到聖經傳授的智慧。但歷史文化之演變其實也有一些規律可循，雖然不像物理定律那樣明確。勒南則只想到了自然地理環境之影響：

    「一種迷人的大自然幫助著形成這種不大嚴厲的，不過於一神（一元化）的精神……這精神把一種牧歌的美麗的特性印在迦利理（加里肋亞）任何夢想上。世界上最淒涼的地方也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區。反之，迦利理是多草多樹的，微笑的，雅歌與愛人之曲的真正的故鄉」。稍前他說：「大自然的情感之缺乏，其結果為乾澀、偏狹而不馴雅，也給純耶路撒冷的作品以偉大性，而那是一種悲哀的不育可厭的偉大性」（耶穌傳，三十五頁，商務）。

    氣候水土對人的心情氣質確實影響很大。但是歷史及文化背景對人的視野和心胸之影響可能更大更深。世界上自然環境比加里肋亞優美的地區不知有多少，但未產生像耶穌那樣影響深遠的偉人。與外界隔絕的環境，很難產生對人類文化有突破性貢獻的人物。看歷史的走勢，新氣象似乎常是先在主流文化的邊緣地帶萌芽，然後逐漸「後者先、先者後」（瑪十九３０）。反過來看，曾為超級強國的巴比倫和埃及，為何後繼無力呢？原因絕不是地理環境，而是人生觀問題。

    古猶太人的文化能夠通過時間的考驗，流傳至今，且影響深廣，主要是因為他們當初居住的地方，是個非常敏感的地帶，四周此興彼衰的列強每次有點風吹草動，他們都會受到波及，逼他們不停地自我調適，尋求對策。同時他們又是個「執拗的百姓」（申三十三５），一直不肯認輸，不致被完全同化而失去民族意識。這是猶太人偉大的地方，但也是他們一直得不到安寧的原因。可以說他們一直未能自外於人類面對的各種挑戰。若沒有馬克斯、愛因斯坦和佛洛依德等人，過去那個世紀的歷史不可能是那個樣子。

    達味和撒羅滿當國王的時代，是猶太人在文化和政治上成就最輝煌的時代。撒羅滿的兒子繼位後，因不得民心，國土分裂為二。南國稱猶大，仍由達味的後代在耶路撒冷主政。北國稱以色列，國土包括耶穌時代的加里肋亞和撒瑪黎雅。北國在公元前七二一年被亞述滅亡；南國在五八七年被巴比倫滅亡。

    南北兩國滅亡時，政治、宗教和軍隊的領導階級大都成了俘虜。南國有許多人逃到了埃及。主戰派落敗後，也把耶肋米亞先知押帶到埃及當人質。在耶穌時代，埃及之亞力山大的居民，有三分之一是猶太人。那時此城是羅馬帝國的文化中心，也是新柏拉圖主義哲學之發祥地；耶穌的前輩猶太哲學家斐羅便是這裡的僑民。

    波斯居魯士國王准許流亡巴比倫的猶太人回國時，許多人沒有回國。有人在當地政府得到了不錯的職位，也有人經商而成了富翁。至少北國人原來就長於經商，跟他們的西北鄰居腓尼基人一樣。北國的先知歐瑟亞曾諷刺他們說：「厄弗辣因（支族名）有如客納罕人（當地邪教徒），手裡拿著欺詐的天秤，喜行欺騙。厄弗辣因還說：『我現在實在成了富翁，發了大財』」（歐十二８）。艾斯德爾傳，達尼爾先知書，及新教不承認是聖經的多俾亞傳，雖然是虛構故事，多少仍反映出流亡之猶太人的生活情況。

    因了居住地點和政治遭遇，古猶太人也是個消息靈通的民族。因為是在地中海沿岸，他們很早就與其他地區有商業往來。現在學者認為，撒羅滿國王的政府，實際是個商業集團，從事陸運和海運（列下九２６等）。到了耶穌時代，從巴比倫到西班牙，甚而遠至英國，到處有猶太人的蹤影。耶穌的徒弟傳道時，很快就能深入羅馬帝國的每個角度，便是靠猶太僑民早已建立的據點和通道。

    這些僑民因了回國朝聖及探親或經商之需要，與本土猶太人保持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再加上猶太本土長年被外來政權統治，所以他們不是對外界毫無所知的封閉族群。他們在宗教信仰及傳統禮法方面雖然非常保守固執，到現在仍不許與外族通婚，不吃豬肉，但在其他方面的調適能力卻非常強，例如關於語言。他們原來用的語言是希伯來文，後來改用從亞述時代各地就通用的阿蘭文（Aramaic）。從公前第二世紀，對後世有影響的猶太作家，幾乎都是用希臘文寫作，例如新教不承認是聖經的瑪加伯書下及智慧篇等之作者；又如哲學家斐羅和歷史家約瑟夫。至於猶太商人，怎麼會為了民族主義的傲慢心理而不與外族交易，不採用外族發明的技術和醫術呢？

    勒南下面的話與事實不符：「一個博學的猶太教長被人問過：什麼時候宜於以『希臘智慧』教孩子們，他答說：『在那非晝非夜的時候；因為法典上有一句話：你應日夜地研究它（法典）』。所以希臘學說的任何成分不曾直接地間接地達到耶穌的腦裡」（耶穌傳，十九頁）。

    這位教長最多只能代表偏激保守派的立場，但耶穌是改革派。正如卡繆指出的，反抗心理「是消息靈通的人之現象」（拙譯，反抗者，四十頁，三民）。一個沒有比較機會的土包子，很難發覺傳統立場有何缺點。在原地踏步萬年不改舊習的原始部落，都是在與外界隔絕的地區。

    關於猶太人採用希臘話的情形，勒南的見解也與事實不符。「耶穌很少有懂希臘文之可能……（用希臘文寫書的）卻（約）色夫宣稱自己是同代者中的一個例外」（十八頁）。希臘話是那時羅馬帝國官員和商人通用的官話。耶穌十字架上方的罪狀看牌，是用「希臘、拉丁及希伯來文字寫的」（路二十三３８；若十九２０）。在耶路撒冷解救保祿的羅馬駐軍的隊長也會希臘話（宗二十一３７）。

    約瑟夫不是商人，也不是羅馬官員，而是耶路撒冷保守派的領導階級，父親是司祭，與當時之大司祭是同一家族，能用希臘文寫「猶太戰爭史」等書，確實不可多得。但是用希臘文寫書，與會說酒吧女式希臘話，完全是兩回事。此外，加里肋亞與耶路撒冷之文化氣氛，也屬於兩種不同的天地。耶穌十二大弟子中有兩個，安德肋和斐理伯，是希臘人的名字，不是很時麾嗎？大黑落德國王把改建後的撒瑪黎雅城，命名為Sebastos，乃是把「奧古斯都」譯成希臘文的名稱。如果當地懂希臘文的人極少，就不如用當時之羅馬皇帝的拉丁文原名，稱之為「奧古斯都城」。

    北國在公前七二一年被亞述滅亡後，到公前一三五年加里肋亞才再由瑪加伯猶太王朝納入統一版圖；從公前三百年起，這地區是受北方之希臘政權控制。此外，猶太人當初佔領這個地區，是在他們逃離埃及之後；但是有些猶太人似乎未曾移民埃及，一直就住在耶路撒冷一帶，或者回來較早；因為從若蘇厄（耶叔亞）攻佔巴力斯坦到達味稱王，按聖經資料計算出之年數，比按考古資料計算出的年數多了兩百年。解答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是假定民長記（士師記）中的某些民長是在若蘇厄攻佔巴力斯坦以前就住在其中某些地區。

    猶大省主要是山區，而且多是童山，可以說是窮山惡水（死海！）之地；外來統治者事後幾乎無人願意在此定居，所以族群非常單純，自然偏愛以聖殿為中心組織成的單純社會，也比較傾向痛恨異族。這樣的氣氛很難孕育出耶穌這樣的人物。

    在約旦河及加里肋亞海西岸的加里肋亞省，南北長七十公里，東西寬四十公里，文化氣氛就完全不同了。從上述歷史可以想到，這裡的原住民被猶太人同化的程度較淺。此外，以加里肋亞海（實為湖，也稱提庇黎雅海等）為中心的這塊盆地，在古代物產非常豐富。交通也極方便：從內陸到地中海的東西大道，和從大馬士革到埃及的南北大道，就在大博爾山東方約十公里處交會。其西北沿地中海一直是腓尼基人地區，耶穌傳道時也到過這些地方（瑪十五２１）。

    在加里肋亞和猶太人的某些僑居地，已經逐漸形成異族和平雜處互相包容的事實局勢，只待出現一位先知先覺者，用一個軸心理念，把這個情勢和人心 中的模糊願望，凝結成明確理念體系，使之成為自覺的信仰，和人生的共同努力方向。故此保祿引用舊約的話說：「……『天主的話離你很近，就在你的裡，就在你的心中。』這就是指我們關於信仰的宣講」（羅十８）。這個軸心理念，便是「每個人都是天父的子女」。這是舊約已經有的理念，只是尚未成為其人生觀體系的軸心。

    耶穌的信徒只用了三百年的時間，便使希臘羅馬社會之宗教改觀，與當時的文化氣氛及大眾心中的模糊願望也有密切關係。奧古斯都大帝使地中海沿岸那一大片地區，成了大統一的政治版圖，建立了所謂的「羅馬和平」。原來各自獨立的小國之人民，這時在帝國全境可通行無阻。然而政治上的統一，卻引生了重新調整宗教意識之需要。這個政局對各小國之傳統宗教的衝擊，比近代之科技發展對各傳統宗教信仰造成的衝擊，來得恐怕還要猛烈普遍。

    在小國獨立時代，各有一套完整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信仰；雖然未必合理，但大家習以為常，足以伴人生，伴人死。現在門戶打開了，各種信仰有了比較的機會，對自己原來的信仰，很難再像以前那樣堅定。那些離鄉背井到外地謀生的人，被賣來賣去的奴隸，和調東調西的軍人，沒有根的感覺最為強烈。

    如果去外地的鄉親人數夠多，能組成同鄉會，建立故鄉之宗教設施，便不致有太強烈的六神無主之感覺。這是當初之猶太僑民，及來台之閩南人和客家人的情況。但在大社會的包圍中，凡是與異族交往較多的人，都希望有個共同尊重信守的道德準則和基礎。然而任何一個固有的信仰都不足以滿足這種精神需求，所以就像現在之地球村的情形一樣，那時也出現了許多新興的宗教和哲學派別。

    當時的各種哲學派別，大都傾向一神論立場，即是把宇宙看為統一的運作系統，像我國古人所說的：合為一理，散為萬事。至於宇宙中的萬事萬物與其共同基礎是怎樣的關係，則各有不同的主張。但各派哲學有個共同弱點，即是太抽象，不易牽動感情，化為具體的行動。勒南知道這個問題：「在道德體系裡，真理要達到感情階段時，才取得一點價值；它被實現在事實的狀態裡時，才取得全部的重要性」（五十頁）。

    希臘羅馬社會之一般無知大眾，原來信奉的是多神教；像古今中外所有的多神教一樣，那是一種個人功利主義的信仰，信徒只敬重其中一兩個神明，即是象徵他們關切之身邊利益的神明。這些信徒對宇宙的最高神如「老天爺」也有點模糊意識，但那不是他們顯意識生活的主神，只是個虛位的神。無論是從這種宗教的教義中，或從信徒奉行的宗教儀式中，都得不到宇宙一體性的歸屬感，也難培養同舟共濟互惠互利的精神。在安頓感情的作用方面，這種宗教還不如原始部落個體與族群同命同根之觀念和團體儀式。

    多神教的地域色彩必然很重，不可能成為全人類之人生和價值觀的共同依據，不能激發全方位人生關懷心情之共鳴。以海上活動為主的大眾，很容易受到媽祖精神之感動。但是生活在中國內陸的人，根本不知道媽祖是何方神聖；知道了也不會感到興趣，因為與他們關切的那些人生問題沒有什麼關係。

    在希臘羅馬社會轉型期各種宗教和哲學的競爭中，基督徒的信仰能夠脫穎而出，一方面是因為耶穌推出的「每人皆是天父子女」之理念，能夠滿足有識之士對宇宙統一運作系統之要求，雖然暫時信徒還無力與哲學直接溝通；另一方面耶穌及其信徒待人接物的具體行動，也使外人感到親切，很快便能大家打成一片。

    猶太僑民之互助合作精神，到現在仍使其他族群刮目相看。但是因為他們的傳統禮法繁瑣，民族意識又強，圈外人望之卻步。新約裡說的「敬畏上主的人」，是指對猶太宗教有好感，但未成為完整猶太教徒的外族人；他們可以說是基督教義出現以前的本能基督徒，例如為猶太人建造會堂的那個羅馬駐軍的隊長（路七；宗十）。耶穌廢除了猶太人的繁文縟節，使天下一家之理想容易落實。

    根據基督徒信仰早期的傳播情形，可知鄉下人比都市人頑固；後世拉丁文所謂的「異教徒」，原意就是鄉下人（paganus）。文化城也比商業城頑固；保祿在雅典傳教，似乎不如在格林多順利。太理性的人自然傾向觀望。「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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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