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在羅馬書第七章，保祿（保羅）對禮教意識形態提出的兩項控訴，一個是說，為居心不正的人，法律知識等於犯罪知識，法律引誘人犯罪；另一個說，禮法意識形態能使良知失效，或因沒有勇氣抵抗禮法之壓力，使人做出與「本心」相違的事情。此外他又揭發了一項很難被人發覺的流弊；他這項控訴，當然也遭到了後人的曲解。

保祿說：「法律激起忿怒。因為那裡沒有法律，那裡就沒有違犯」（羅四15）。在另一處他說，猶太人「生來就是忿怒之子」（弗二3）。一般皆主張這兩處指的是上帝的忿怒。故此在天主教現在通用的中文聖經中，前段話譯為「激起天主的義怒」；第二段話譯為「義怒之子」，即猶太人是上帝忿恨的對象。

　　劉老師生前曾感嘆的說：「我小學念了好幾所學校，卻沒有拿到畢業證書！」不求甚解的我，沒再追問詳情。我早知道在衛道中學服務的萬世魁，是他的小學同學，可是不愛談往事的他，從沒提及兩人何時同學？甚至是同窗或校友，我也沒搞清楚！

　　每年聖誕節前，萬世魁總會寄來賀卡，劉老師也會回張賀卡。去年收到賀卡時，劉老師已躺在榮總病房，叫我代他回信。只是忙碌的看護工作，加上不想讓老友操心，我把這件事耽擱下來。萬沒想到再替劉老師和老同學連絡，竟是訃聞！ 

　　我早就知道張耀先神父和劉爸爸於1950年一塊去羅馬念書，卻從沒機會和他碰面，這也是我寄劉爸爸訃聞給他的理由。而張神父因那天有事不能參與彌撒，還特地打電話給本堂神父，並表示為劉爸爸獻彌撒，這份恩情令我感動。也因此讓我決定拜訪他，談談當年從北京南下赴義大利的往事。

　　在電話中張神父告知：「我們三人（狄剛、羅漁、張耀先）是河南大修院的修士，一起結伴走，六個人是在澳門會合的。要知道北京三人南下的掌故，只有請教李震校長。」

　　這真是出乎我意料的答案，我一直以為他們六人從北京到廣州。沒關係！至少他們從澳門會合後就在一起，還是有些共同的記憶吧！因此我仍到新竹市去見張神父，沒想到收穫又是我始料未及的豐富！

　　看了這些天的救災新聞，使我對孔子有關學識與行動效率之關係的言論，有了更深切的感受。我們的媒體人及大眾，好似都沒有受過科學及法治教育，對「系統」及「組織」之價值，好似毫無概念。

大家不知道，越是在緊急救命情況，越該嚴格恪守其位，各司其事；無論是按地區或按事務，誰也不該到他人的職責範圍內插花，干擾運作系統。這原則也適用於其他有名氣的人物。

　　今年93高齡的李鴻皋神父，現住在北縣新店市小主顧會的會院中，每天為修女做彌撒，週日到聖堂幫忙，有時還兼做法文家教老師。他的體力和精神都很好，記憶力不錯，只有腳走路稍吃力，需靠拐杖幫忙。

　　我們母子三人拜訪李神父，主要談永平教區小修院的教育，因為劉老師幾乎不談童年往事。說起82年前小修院的種種，李神父興趣盎然，要我們帶錄音筆來記錄。　　

　　我到新竹拜訪張耀先蒙席時，他說：「劉俊餘和李震是高中同學，一起去羅馬，他對劉俊餘比我熟！」張神父接著很熱心的告訴我：「李神父最近要去香山牧靈中心住一陣子，妳到那裡找他，比去輔大容易多了！」張神父立即寫下香山牧靈中心的電話號碼，要我找位廖修女，就知道李震神父何時到。

　　回高雄後的二十多天，我為一些文件忙碌，才告一段落。兒子提醒我：「有和李神父連絡嗎？」於是打電話給廖修女，沒想到李神父頭一天才到香山。當我和神父通電話後，才知他是因本堂神父到耶路撒冷朝聖，暫時代本堂，只在香山待十天。

　　香山屬新竹市，卻在中華路五段，想來很偏僻，交通自然不便，所以我先到兒子那裡住一晚，第二天開車去就方便多了。沒想到一路上滂沱大雨，有驚無險的到香山牧靈中心。

　　保祿（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對禮法提出的第二項控訴更加嚴重。他揭發的流弊其實每天都在發生，那就是外在的規範與「本心」衝突，而人沒有勇氣抵抗禮法之壓力，做出違反良知的事情。外在管制越多越專橫的地方，這樣的情事也越多：最悲慘的例子，是國人所謂的「大義滅親」，例如文化大革命時，子女告發父母的歪風。

　　按保祿（保羅）的主張，為使人成為善人，梅瑟（摩西）頒訂的那套禮法不是必要的；那套禮法教育出來的猶太人，就整體而論，比某他民族的道德水準也不見得高。在羅馬書第七章，他更進一步指出了法律的兩種流弊。這兩項控訴的表達方式都不易捉摸，須根據他的整體思想細加分析。這裡先討論法律的第一種流弊或副作用。

　　保祿（保羅）分析並批判禮教意識形態，並非主張社會不必有禮法，而是為了強調，單靠禮法，不能使人成為上帝所要求的那種好人。他的積極目的是為表明，只有耶穌表現的精神，及他提出的處世為人之道，才能使人成為真正的好人：「福音啟示了上帝所施行的正義（之標準）」（羅一17）。

　　保祿（保羅）原是猶太僑民，特意回到祖國聖京耶路撒冷，研究傳統文化及經典，認為猶太人那套禮法，是世界上最高明的文化結晶。大概在耶穌去世前後他完成學業，取得經師或教師資格。他的老師加瑪里耳似乎相當開明（宗五35等）；但由於當時的教學方法，主要在於註解經文，不易顯露一個人的精神情態，對保祿之精神的直接影響可能不大。而年輕人，人生體驗有限，自然容易偏激，只懂二分法；不是黑，便是白；不是好人，便是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