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在羅馬書第七章，保祿（保羅）對禮教意識形態提出的兩項控訴，一個是說，為居心不正的人，法律知識等於犯罪知識，法律引誘人犯罪；另一個說，禮法意識形態能使良知失效，或因沒有勇氣抵抗禮法之壓力，使人做出與「本心」相違的事情。此外他又揭發了一項很難被人發覺的流弊；他這項控訴，當然也遭到了後人的曲解。

保祿說：「法律激起忿怒。因為那裡沒有法律，那裡就沒有違犯」（羅四15）。在另一處他說，猶太人「生來就是忿怒之子」（弗二3）。一般皆主張這兩處指的是上帝的忿怒。故此在天主教現在通用的中文聖經中，前段話譯為「激起天主的義怒」；第二段話譯為「義怒之子」，即猶太人是上帝忿恨的對象。

這種解釋首先犯了邏輯上所謂「因果倒置」之錯誤。要知道，梅瑟（摩西）法律乃是上帝頒訂的。若說上帝頒訂法律是因為他痛恨壞人，這話還講得通；但說因為有了法律，上帝才痛恨罪人，顯然顛倒了因果之順序。此外，說上帝不分青紅皂白，痛恨所有的猶太人，也不合情理。奧斯定的原罪學說，更把上帝痛恨之對象擴展為全人類，稱之為 「被判刑的一團」（da mned mass），實在荒唐至極，使人懷疑他有虐待狂。

其實說上帝痛恨壞人，也不合新約所揭露的上帝之形像：「他對待忘恩的和惡人，是仁慈的」（路六35）。舊約裡也說:「我豈能喜歡惡人的喪亡？」（厄則克耳或以西結書十八23）。上帝頒訂法律的目的，乃是為保護好人的生命和權益，使人「生活」（羅七10），不是因為他痛恨壞人。

保祿說的「法律激起忿怒」，乃是指人的忿怒。他認為法律助長仇恨心理。法律本身的目的，雖是為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善人；但落到受害人及法官的手裡，遂使他們對仇人和壞人的痛恨及復仇心理成了理所當然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瑪五38）。若沒有法律，便沒有判罪判刑的依據，「因為那裡沒有法律，那裡就沒有違犯」。

法律及其他外在的行為規範，也使一般人能據以彼此苛責攻訐，助長爭執和不寬容的精神，使社會變成人間地獄。沙特的劇本「沒有出路」（Huis Clos），分析的就是這個情勢。他說的有理：如果把劇中的壞女人換成修女，問題還是一樣。

越是封閉的圈子，彼此折磨的情形越嚴重。很少人會利用禮法檢討自己，多次卻用來當威脅打擊他人的工具。故此保祿批評猶太人說，你們 「有法律作知識和真理的標準；那麼，你這教導別人的，就不教導你自己嗎？為什麼你宣講不可偷盜，自己卻去偷？說不可行姦淫，自己卻去行姦淫？……」（羅二17等）。此外，利用法律道德等名義，敲詐勒索，黑吃黑，白吃黑等現象，也屬於這類流弊。保祿提到猶太人以打擊邪教為藉口而劫掠廟宇的情事（羅二22）。

禮法越煩瑣，彼此攻擊批評的藉口也越多。假如天主教沒有教會法典，那些攻擊大陸主教神父的文章便失去了依據；大陸信徒也不致彼此批評破壞，而會把精力用於發揚友愛精神及建設作用。這是天主教的恥辱，基督新教派彼此仇恨的心理便沒有這樣嚴重。如果沒有神父獨身制度，信徒也不致對某神父微有不滿，便製造他與女人有染的謠言，當報復的武器。

外在的行為規範，只是群體生活的暫時妥協力式，本身已經不絕對公平合理，一定有人佔便宜，有人吃虧，例如 「時效」之規定。太重視忠孝，臣子便成了奴隸；太強調公權力，則人民的權益難保。在實際運用禮法的時侯，大家又多採用雙重標準：為制他人時從嚴解釋，用於自己時則從寬。而有辦法的，且能逃避一切責任。

耶穌批評道學家說：「他們把沉重而難以負荷的擔子捆好，放在人的肩上，自己卻不肯用一個指頭動一下」（瑪二十三4）。所以單靠外在規範，顯然不可能實現合理的社會。艾斯魯斯在一悲劇中（Oresteia），雖然主張法院的裁判是消弭人間糾紛最好的方法，但他也承認，為使這架機器正常運轉，「復仇鬼」（Erinyes）須變成「慈悲者」（Eumenides），法治須賴慷慨精神輔助。

耶穌准許受到嚴重傷害的信徒，以法律途徑討回公道，但他強調該盡量寬恕（瑪十八15等）。至於不相干的人，誰也沒有資格批評他人。保祿說：「你們什麼也不要判斷，只等主來，他耍揭發暗中的隱情，且要顯露人心的計謀」（格前四5）。耶穌說：「你們不要判斷，你們也就不受判斷；不要定罪，也就不被定罪……」（路六37）。（註：此文於民國78年9月3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22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