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保祿（保羅）原是猶太僑民，特意回到祖國聖京耶路撒冷，研究傳統文化及經典，認為猶太人那套禮法，是世界上最高明的文化結晶。大概在耶穌去世前後他完成學業，取得經師或教師資格。他的老師加瑪里耳似乎相當開明（宗五35等）；但由於當時的教學方法，主要在於註解經文，不易顯露一個人的精神情態，對保祿之精神的直接影響可能不大。而年輕人，人生體驗有限，自然容易偏激，只懂二分法；不是黑，便是白；不是好人，便是壞人。

保祿既然熱愛猶太人的傳統禮教，對耶穌推出的解放思想，本能的反應是排斥；他於是加入了迫害基督徒者的行列，且非常積極。但他雖因熱情而易衝動，卻心腸極軟：「誰軟弱，我不軟弱呢？誰跌倒，我不心焦呢？」（格後十一29）保祿與他迫害的基督徒接觸時，很快就能發現，那些善良的人並沒有做過什麼具體的壞事。

只因了一個空泛的道統名義就可以折磨他們嗎？他的內心難免矛盾，但騎虎難下；為了在同志間保持自己的聲望地位，只好硬起心腸，強幹下去。而且為免引起同志懷疑，他的表現更加積極。奈何他不是鐵石心腸的人，抽象理論壓不住直接的感受。內心的掙扎再加上旅途的辛勞，他在去大馬士革緝捕基督徒時的途中，終於精神崩潰，向基督教義投降（宗九）。

耶穌的其他門徒，當然知道基督精神與禮教精神之間的衝突。但他們未曾為傳統禮教，付出保祿那樣多的心思和熱情；故可以說，他們對二者之間的衝突有知識，但親身的感受不深，因此對禮教的反感也不像保祿那樣激烈。這衝突幾乎是保祿每封書信理論部分的中心話題，而以羅馬書前十一章討論的最為詳細。

內心矛盾之體驗，使保祿成了最早的存在主義哲學大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存在主義作家，與保祿有同樣的人生體驗：「我所願意的，我偏不作；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作」（羅七15）。他們大都參加了戰爭；有的可能親手殺過人，或經歷過短兵相接彼此廝殺的場面，或下達過殺人命令，或以言語行動支持過導致殺人的決策。痛定思痛，他們發現人類戰爭的第一現場是每人的心田，故把思考集中於主體分析。這是生於責任感，又結論到責任感的哲學，走分析人性及人之使命的哲學。

本來儒家思想，為主體哲學奠立了很好的基礎，那不是亞里士多德式的客體哲學 :「射有似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中庸）。但是近百年來大時代的考驗，在我國既未產生有深度的文學作品，也未產生內容新鮮的哲學思考。這是因為大家的注意力一直是向外的，是指向客體的；問題都在客體，不感覺自身有什麼毛病。

中國貧弱，是因為科技落後；但科技是客體、是人發明的。或說：因為滿清政府無能；但許多大官是漢人，為何不說「中國人」有問題呢？中日戰爭之浩劫，是因為日本霸道；但何不想有多少中國人曾助長日本的野心，或狐假虎威，迫害自己的同胞？文化大革命的悲劇是四人幫的獨腳戲；可能嗎？那些折磨人的奇招是馬克斯發明的嗎？「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存在哲學所謂的「焦慮」，乃是指主體因掌握不住自己而感到的不安，不是因掌握不住客體而感到不安。近代國人似乎只有第二種焦慮，即世俗焦慮。沙特所講的「自由」，就等於「自主」，乃是為強調個體責任。他說，人被注定是自由的；你不要自由，也甩不開自由。人生是一串不停的選擇和決定；你不選擇，不決定，仍然是一種選擇和決定。對一切後果，自己該負起責任。

耶穌一生行動之意義，他的言論和殉道，都是為把主權還給個體，同時也是把責任還給主體，不容拿任何外在的東西當推諉責任的藉口。而為闡明耶穌的精神，保祿的貢獻最大，可惜完全被後代信徒曲解。這種精神，與當時道學家的精神雖然衝突，卻是舊約原始人道主義精神之進一步的發揮：「你看，我今天將生命與幸福，死亡與災禍，都擺在你面前……你要選擇……」（申三十15）。（註：此文於民國78年7月29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 17 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