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和西方兩大文化圈的歷史演變過程中，有幾點非常相似的地方。例如五胡亂華的年代，也正是北歐蠻人入侵西羅馬帝國的年代；兩個社會都得從混亂中重建社會秩序。下面只討論兩個不同時代需面對的類似問題。
有人把公元前五百年前後那個世紀，稱為天才世紀；因為在這個時代出現的幾個人物，至今仍然影響著人類的生活態度，如孔子，老子，佛陀，及希臘的蘇格拉底。在猶太人的文化史上扮演類似角色的，主要是流亡巴比倫時代的厄則克耳（以西結）先知，雖然聖經學家不夠重視這位先知對聖經文化以後之發展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耶穌的強大光芒，蓋過了他的光芒。
與以前之文化氣氛比對，可以說這些人所表現的，是個體意識和個體責任之覺醒；同時也是正式哲學思考之先聲。因為正如卡繆所說的，唯一嚴肅的哲學問題，是「人生值得或不值得一活」（西西佛神話，一頁）。大家知道，在原始部落社會只有集體意識，沒有個體意識；也就是說：我的利益與群體利益是分不開的。在交通比較方便的地區，部落逐漸整合為較大的社會。在整合過程中，及在整合之後，當然會有人感到群體利益與個體利益之間的差距和矛盾，但尚未出現面對這種矛盾的『學說』。
孔子以前的中國古書，可以說全是官方文獻，關切重心是社會該怎麼運作，走的是政治思路，而不是以個體權益及責任為思考重心。孔子等人則是以個體利益和個體義務為思考主軸，並訴諸個體覺悟，雖然究竟怎樣對個體比較有利，每人之主張可能正好南轅北轍。
上述現象與近代西方之存在主義哲學發展情形有點相似。這種哲學最早的代表人物，如丹麥之祈克果，及德國之尼采，原是為抵制黑格耳及馬克斯之集體主義，也都訴諸個體覺悟。但是法國的沙特至少在前大半生，卻傾向支持無產階級革命；而德國之雅士培，則對佛教的厭世解脫學說較有好感，認為只有在佛教世界，沒有產生基督教義在西方社會產生的那些弊端。
現在須細看一眼由基督徒社會製造的現代世界局勢，及個體須面對的人生壓力。按德國社會學家韋伯之研究，資本主義精神，及隨之而來的科技及工商業的快速發展，主要是喀爾文派基督教義或人生觀之產物（Max Weber 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協志工業叢書）。喀爾文派主張：一個人現世事業成功，便是他被上帝選定將來升天堂的依據。這見解在舊約聖經裡有些線索，但與新約聖經的立場顯然衝突，特別與 路加福音這段話：「你們富有的是有禍的，因為你們已經獲得了你們的安慰」，即將來不能再得天堂之賞報（路六24等）。不過，新約其他作品對富人不這樣偏激；瑪爾谷（馬可）福音這句話比較精確：「仗恃錢財的人，進天主的國是多麼難啊！」（谷十24）。
資本主義給人類帶來的究竟是利多或弊多，是個永遠爭論不完的問題。但是現代的科技和工業，確實給人類帶來了許多益處，所以大家該設法採用。這裡值得思考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有些社會採用了西方的科技和工業，另一些社會則沒有這種能力呢？這不是純意願問題；落後地區之大眾，不是不喜愛現代工業之產品。這也不是純智力問題：無法證明北美人比南美人聰明。
與基督徒社會接觸最早最多的，是回教社會，而不是日本和中國；非洲和南美也比東亞與基督徒接觸的機會較多。某些社會無力運用現代科技並發展工業，是因為這些社會之大眾的心理或精神狀態，及人際互動模式（如守信用），與發展工業所必備的相差太遠。例如要求落後地區大眾每天準時上下班，就不容易做到。現代的科技和工業，要求個體有很堅定的自我期許和自我約束的能力。這不是短時間能夠培養出來的精神，特別是針對一個社會整體而言。如果把原始社會的某一個體，從小就移到其他社會環境，問題就不一樣了。
但是現代的科技和工業，確實也有許多破壞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好似一場現代科技之破壞力的大型表演。戰後立刻有人提出警告：現代科技，特別是原子能及生化等，若運用不當，可能使全人類毀於一旦。至於工業對大氣層的破壞，和對地球之生態的破壞，已是人所共知的問題。只不過這些問題，不對個體產生立即的切身壓力，不致使人失眠或去自殺，或得精神疾病。
現代的工業社會也對個體製造了嚴重的立即壓力。馬克斯在倫敦圖書館寫「資本論」時，眼前有英國工業革命產生的剝削勞工之事實。工業社會之個體平均工作量，比農業社會增加了不知多少倍；因而有為了爭取時效而過勞死現象，而且是發生在比較能幹的人身上。為了培養未來的工作能力，小孩讀書的壓力也是前所未有的。以前一種工作可以數代相傳維持生計；現代的許多工作，若不隨時變通，能夠維持十年的風光就不錯了。於是自殺、得精神疾病、和犯罪的人口在逐年增加，發生這些問題者的年齡也在逐漸下降。
為解決這些問題，沒有任何單一方法能夠絕對有效。但有一個關鍵：如果個體事前不知防範，危機出現後又不願採用實際有些功效的方法，上述情勢只能越來越加嚴重。這就是孔子等人及西方存在主義哲學強調個體覺悟和個體選擇的原因。
孟子指出，人生有些層面之得失，繫於個體之自由選擇：「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盡心上）。耶穌有一段話，精神與此相似：「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找，必要找著；你們敲（門），必要給你們開。因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瑪七7）。
根據上下文，耶穌的話直接針對的，是追求真理之責任，而不是針對一般的禱告問題。不過，如果禱告者的心理正確，禱告當然能使人對客觀情勢看得更清楚一點，使他的行動更正確一點。但是一個人「知道該追求」，假定在事前已有某些心理準備。故孟子又說：「養心莫善於寡欲」（盡心下）。而人之對外行動之成敗，又繫於客觀情勢。所以「追求真理」，只是構成全方位修持或修養的許多環節中的一個。一個人走到自殺或殺人的絕路，一定是慢慢陷入的。任何人在開始有思考能力的年齡，都不可能希望自己將來自殺或殺人。請先看看自殺問題。
法國社會學家杜爾凱的研究指出：單身者比有婚姻關係者的自殺率較高；其中包括始終未婚者、離婚者和喪偶者，但不包括天主教之修行團體的獨身男女（論自殺，E. Durkheim, 1897, 巴黎）。這等於說，人際感情與人活下去的意願或勇氣大小有密切關係。但是建立和維持人際感情須付代價。天主教的修道人，為能在一個團體中活下去，除了奉守這個團體所要求的紀律外，也得忍耐許多不同性格的同道。我與什麼人的感情值得維持呢？可惜人在拿任何決定時，都很難想到一切可能後果。但是事前知道並重視這些問題總是比較好些。我與這個人絕交，可能預告以後一大串的絕交。人生哲學該解答兩個問題：一是該怎樣『安身』或對待自己，一是該怎樣『立命』或對待他人。
尼采的最後下場不是自殺，而是精神錯亂，但原因是類似的，即孤立感。這不是他運氣不好，沒有遇上值得結交的男女，而是他不重視他人的感受。他早期的一位朋友說：每次會面，「他好似是來自一個無人居住的國家」，他所說所想的，別人摸不到頭緒。他的女友陸小姐終於離他而去，是必然結局（Lou Salomé）。對這種情勢，尼采自己後來也感到遺憾：「無人給我寫信：我在親友間散佈了一種無名的恐懼；有時一句鼓勵的話，一個認同的握手，對我是最寶貴的良藥；而正在這時，大家都遺棄了我。十年來，無人跟我說過一句話。無人同情，是我刺骨之痛。失去華格納（名音樂家）的友誼，沒有東西能夠補償。雖然是我有理有什麼用呢？難道能使我忘記失去的友誼嗎？」（引自L. Lvelle,道德與宗教，206頁，法文）。
也有人發現，基督新教徒的自殺率高於天主教徒。但是這項統計根據的，只是德國普魯士地區的文獻資料；而在這個地區，新教信徒居住城市的人較多，天主教徒住在農村的人較多。人際感情在城市比在鄉村冷漠，是很明顯的現象。所以單憑上述之統計，不能證明宗教信仰對人的生活態度之影響有何不同。
但是根據心理分析家榮格提供的精神病患者的資料，可知不同的宗教信仰，確實形成不同的生活態度，使人承受考驗的能力有所不同。而根據前面提到的韋伯之研究也可以想到，喀爾文派的事業競爭心必然較強，個體承受的心理壓力當然也比較大。
榮格說：「過去三十年來，世界上有許多文明國家的人來向我求教。我治療過數百個病患，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新教（信）徒，小部分是猶太人，而天主教徒則不過五、六個而已」（尋求靈魂的現代人，志文，271頁）。
這項數據，該與他另一次調查之數據放在一起解讀。這調查的問題是：你有精神上的痛苦時，是比較喜歡去請教醫生或牧師？「決定要請教醫生的新教徒佔百分之五十七，而天主教徒只佔百分之二十五；而決定要去找牧師的新教徒卻只佔百分之八，天主教徒卻佔了百分之五十八之多」。
「那些不去請教教會之牧師者，其理由都是由於他們認為，牧師缺乏有關心理學的知識與見解，持這種答案者佔百分之五十二。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人是因為他（牧師）的觀點有些偏見，即指教條上或傳統上的偏見」。
這項調查的對象是知識階級。但榮格指出，知識階級所感到的問題，在二十年後會成為一般大眾的問題。社會學家也發現，過去的自殺率，因了地區和社會階級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過去在法國，沿河及沿海地區的自殺率較高。現在的自殺率，則有平均化或「民主化」的趨勢。
宗教信仰確實影響人的生活態度。榮格說：「病人當中，年逾中年者，即過了三十五歲者，沒有一個不是想尋求一個人生的宗教觀的。他們每個人生病的原因，都是因為他已失去過去宗教所能賜給其信徒的東西；而倘若醫生無法令他重新拾回其宗教觀的話，那麼醫生亦一定無法真正治癒他的病」。
這並非說青少年的精神疾病與宗教信仰毫無關係；但是他們的壓力多是來自比較具體的問題，如學業或感情上的挫折。兒童的動力主要是來自本身的衝力；隨著年齡之增長，人的動力之支撐點，逐漸向「為何而活」之動機轉移；而整體人生之目的為何，正是宗教信仰問題。哲學家說那是形上學問題。但無論如何，一套完整和有深厚基礎的人生觀，必然該包括一套宇宙觀，即孔孟所謂的「天道」。
孟子主張，為使自己的人格經得起考驗，該培養「浩然之氣」，也就是使自己的生命力與宇宙的生命力連成一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而不破壞），則塞（充滿）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不這樣），餒也」（公孫丑上）。
這方法在原則上絕對正確，但問題的關鍵在於「義與道」。如果個體找不到一套他認為絕對合情合理的「義與道」，他不可能不感到迷失無助。這是中國和西方現在都須面對的問題。
在各派傳統基督教義中，都有許多只要求信徒相信但無法說清的理念，新教之「信即成義」更是如此。如果一人願意相信，並採用某宗派所用的修行方法，他確實能得到一股或大或小的安頓自己的精神力量。但他對這種精神力量沒有親身體驗之前，怎樣使他接受這套主張並先付代價呢？拿個很庸俗的問題來說，新教各派所堅持的什一奉獻，就能使許多人望之卻步，或中途逃跑。
榮格說：「整個時代裡（十九世紀），一方面教會拼命向青年人傳道，說明盲目之信仰的好處，可是另一方面，大學都盡量鼓吹智慧的理性主義，結果今天我們反而不知到底該跟從信仰或理性了。現代人厭倦了這些意見的爭論，現在希望親自去探求事物的真相」（282頁）。
宗教信仰必然是非理性和盲目的嗎？關於「人該怎樣」的道德問題，確實不可能有像關於「人是怎樣」問題那樣的科學證據。但是「每人皆是天父的子女」這個理念，雖然不可能有科學式的證據，卻能有理性極易接受的說明。這個理念便是新約之信仰的軸心，也是我之正當權益及我該尊重他人之正當權益的基礎。各派傳統教義之曲折思考方式，反而使這個信仰核心變得模糊不清了。
孔孟有關宇宙論的「天道」觀念，和有關道德論的「天命」（即個體得自上天之使命）觀念，與「每人都是天父子女」之主張，走的是同一條思路，只是新約的用語更具體，更富感情。這就是基督徒的使命感，比一般中國人強烈的原因。關於人神關係，莊子的陳述方式比孔孟採用的更為具體，可惜無人重視。他說：「與天為徒者，知天子（皇帝）之與己，皆天之所子」（人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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