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創世紀第一章所說的光，及德訓篇第一章講論的智慧，嚴格地說是不能獨立的東西，必得依附在別的東西上；也就是說，只能有兩種基本存在方式。

　　第一種存在方式是在上帝的心中，是上帝的一種能力，是他的智慧和意念；第二種方式是寓於客體中，所謂萬物之理，即萬物之結構和動作方式。舊的使光或智慧成個獨立的實物，乃是出於策略之動機，為更有效地抵制多神論。

　　一張效果良好的照片，該有個焦點。正確的宇宙觀也該如此。多神論使每類東西和價值由專神代表及管理。但在日常意識中，大家只重視少數或一個神，通常是代表切身利益的。若把多神主義比為焦點不正的宇宙觀，則可說汎神論是根本沒有焦點，強調萬物是一體，個體區分是幻覺。每個東西都是神，或神的一部份。

　　創世紀前十一章是個獨立的單元，是猶太人思想成熟時代的作品。作者利用幾個故事，表達了他對宇宙人生歷史等方面的基本信念。故事情節非常造作，因為他關心的是哲學主張，而不是為講故事而講故事。既然情節不自然，讀者該想到那不是歷史事實。

　　第一章強調宇宙萬物只有一個根源。作者反對波斯拜火教的善惡二元論，故此上帝每造完一類東西，作者便重複說「天主看了認為好」。造完人後，他未加評語，因為人是尚未完工的東西，有無限的發展可能性；這是第三章之故事的伏筆。但是最後的總評語，當然也包括人在內；「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所以該說作者認為人的天性也是好的。

　　在任何時代及任何地方，都有愛財的人；但在宗教革命以前，始終未有整個社會公開承認，個人英雄主義的生財能力是個美德。許多學者研討了宗教革命與資本主義社會之形成的關係，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推德國的經濟和社會學家瑪克司．偉伯（Max Weber）。他這項研究有中文譯本：「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協志工業叢書出版公司）。作者對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分析確實精彩；但在分析神學思想及心理問題時，顯得功力較差。

　　宗教革命家直接關心的當然不是社會結構問題，更不是經濟活動問題：「宗教改革在文化上影響的相當部分──而就我們所研究的特殊局面 （即資本主義現象）來說恐怕是大部分──是改革者的事業所未預料的，甚而所不願望的結果」（三十五頁）。但是「不願望的結果」，未必就沒有內在自然因果關係；而且若不承認這種關係，並從導致資本主義局勢之觀念著手，要想抵制資本主義之流弊，必然徒勞無功，難收釜底抽薪之效。

　　人生哲學該處理的，只有兩個基本問題：一是怎樣給自己的生命意義找個最終極的基礎，找個立足點，這是安身問題；另一個是立命問題，即人生在世有什麼使命，該怎樣完成使命。安身是先決問題；確定了人生的終極意義之後，才能限定實際生活中處世為人的態度。

「使命」本身是帶有宗教意味的字眼，假定人不是自己的絕對主人。在無神主義的人生哲學系統裡，當然也是根據「人是什麼」，來限定「人該怎樣」。但這時「該怎樣」不能稱為「使命」，除非把社會或人類假想成神。各種無神論的社會主義哲學，從孔德到馬克斯，確實都有此類企圖，他們不要超然的神，卻不放棄神權精神；當權者為使大眾有使命感，甚而比神還要霸道。

　　基督徒的修養工夫，在安身方面在於體認上帝的恩愛；在立命方面在於實踐恩愛精神。這兩層工夫都有無限的深淺程度。此外，二者雖各有不同的理路，但有極複雜的互動關係。互相影響，互相牽制。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不是必然的；一對夫妻不是必然該生子女。然而一旦生了子女，這關係便再無法消除。縱然雙方不再相識。聖經主張上帝與人是父子關係。從理性觀點，這主張並非很難成立，只要你承認宇宙有個根源，而這根源又是有意識的。

　　根據這條思路，儒家主張「天命之謂性」，人的天性是基於上天的意願和決定。聖經主張「人是上帝的子女」，只是感情色彩比較濃厚；這正是聖經之力量的根源，能激發信徒的熱誠。抽象理念與行動之間的距離較遠。

　　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上帝曾向他們的祖先亞巴郎（亞伯拉罕）說：「我要使你成為一個大民族，我必祝福你，使你成名，成為一個福源。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咒罵那咒罵你的人；地上萬民都要因你獲得祝福」（創十二2等）。

猶太人成為上帝的選民，雖然是上帝主動的決定；但是他們的選民資格卻有交換條件，是建立在他們與上帝之間的「盟約」關係上。他們也要付代價。在正式立盟約時上帝說：「你看，我今天將生命與幸福，死亡與災禍，都擺在你面前。如果你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你必能生存繁榮，上主你的天主在你要去佔領的地上，必要祝福你。但是如果你心中叛離，不願聽從，被人引去敬拜事奉其他的神（奉行別的價值觀），我今天警告你們：你們必要滅亡……你要選擇生命，為叫你和你的後裔得以生存……」（申三十15等）。

　　善用與不善用上天給人的建設能力，有什麼後果呢？為說明這個問題，耶穌講了兩個比喻；其基本觀點完全一樣，但牽涉到的枝節問題有點出入。

「天國又如一個要遠行的人，將自己的僕人叫來，把財產托付給他們；按照他們的才能，一個給了五個塔冷通（指金錢單位），一個給了兩個，一個給了一個，然後動身走了（能力不同、責任輕重也不同）……過了多時主人回來了，便與他們算帳。那領了五個塔冷通的上前來，又另外呈上五個塔冷通說：主啊！你曾交給我五個塔冷通，看，我賺了另外五個。主人對他說：好！善良忠信的僕人，你既在少許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許多大事：進入你主人的福樂吧！……」

　　奥斯定的恩寵學說，主張上帝分施使人行善避惡所需要的外加助力時，絕無憑藉，恩寵先於並準備一切，並且「天主不是給每人恩寵，而是願意給誰就給誰」（拙譯，奧斯定思想概論，二二三頁，台南聞道）。

　　這樣一來，很難看出個人之努力有何用武之地，同時上帝似乎也有欠公道。奧斯定為解答這個難題而構想的預定學說，更顯出他的恩寵學說有多荒唐，但卻無人敢喊：「國王沒有穿衣服」。

　　人在生活體驗中，會發覺他不是自已的絕對主人，有些影響他行動的力量不是他能白由支配的。靈感命運等觀念指的都是這類力量。傳統基督教義中所謂的「寵佑」也是這類概念，指的是為行善避惡人得自上天的臨時助力。這是與原罪學說互相呼應的觀點：原罪腐化了人性，故靠人性自然產生的力量，不足以行善避惡。後世各基督教派對原罪腐化人性之深淺程度，雖各有不同的主張，但人性不可信賴之基本觀點是一致的。

　　古希臘的遊唱詩人，在開始吟唱及遇到重要情節時，都要向藝神禱告，為能講得明確，唱得精彩。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感到有些因素是自己不能自由支配的。一部作品的構想不知何時會在意識中浮現；浮現後也不是伸手便能抓住，並以最適當的方法使之成為他人可見的客體。作品完成後，特別是隔了一段時間，再回看自己的作品時，感到那是個半陌生的東西；當初的創作歷程當然無法全部喚回，若要再來一次也沒有把握達到原來的水準。藝術家不能掌握的這部分能力便稱為靈感，好似是外來的力量。

靈感與命運這兩個觀念，有一部分是相同的。命運也是當事者不能掌握的外力。但是面對命運，人只能被動地承受結果，靈感則要求人有積極行動配合。　　

　　某天傍晚，達味（大衛）國王在房頂散步，見民宅中一美女沐浴，便派人把她帶來王宮。幾天之後，女人通知國王她有了身孕。國王為了掩蓋罪過，把女的丈夫從戰場上召回。但這人生性耿直，想到戰友們正在戰場上賣命，不肯回家享福。國王無奈，令他再回戰場，並暗中指示統帥把他派到戰事最吃緊的地方？這人結果陣亡。後經納堂先知之揭發，國王才俯首認罪（撤下十一）。

　　在舊約的作家中，以厄則克耳（以西結）先知最強調重視個體責任。但是原罪學說沒有把他的觀點放在心上，結果使這個問題成了一團亂麻，再難找到頭緒。傳統基督教義之救贖論和恩寵論中有關功過的主張，根本不合聖經的精神。

厄則克耳傳達上帝的話說：「在以色列地區內，你們有這樣流行的成語說：『祖先吃了酸葡萄，而子孫的牙酸倒』。這話有什麼意思？我指著我的生命起誓一一吾主上主的斷語一一在以色列決不能再容許這俗話流行」（十八1等）。在稍遠處，先知指出了上帝待人的原則：「誰犯罪，誰就該喪亡；兒子不承當父親的罪過，父親不承當兒子的罪過；義人的正義歸於義人自己，惡人的邪惡也歸於惡人自己」（20等）。

　　聖經是以動態觀點看宇宙人生。人生是個發育過程，是人塑造自己的過程。人類的大生命也是個生長過程，最後目標是成為世界的主人，實現創世之初上帝交給人的使命：「你們要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創一28）。但是為能當世界的主人，先須認識世界；人類該先聽世界的話，世界才肯聽人的話。而痛苦之感受能力，是人認識自我和客體世界必要的方法。

　　人生在世都有痛苦。每人面對人生的熊度，可以說就是取決於他面對痛苦的態度。根據儒家的三達德，可以把面對痛苦的態度分為三大類型。當然這只是理論。在實際生活中，人的態度常是混合的，只在比重上的差別；而且態度是否正當，也是個調配問題。

　　聖經一直強調上帝是慈悲的；但人生又有許多痛苦。上帝之慈悲與人類的痛苦似乎有些矛盾。聖經作家知道這個問題，有的作品是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的。

　　創世紀前十一章的作者認為，人生的痛苦一部分是人的罪惡直接造成的（三及四章）；而天災是人的罪惡間接造成的，是上帝對罪惡的處罰（六章等之洪水故事）。第一點大家都得接受，但引起另一個問題：上帝為何使人有犯罪能力？處罰觀念大家也能接受，但是集體處罰及無辜的受害者與正義感衝突。

　　嘉年華會是Carnival之音譯。有的字典說，這名稱是由「撤去肉食」演變來的（Carnis＋levare）。音譯很難與原意完全相符，但也不該太離譜，給人一種錯覺，以為基督徒社會只知吃喝玩樂，而不知在這名詞的背後，正藏蓋著他們生活中最嚴肅的一面。

　　聖經用數目字的方式相當複雜，多次只指近似數值，甚而是按象徵意義。例如「二」，能有「若干」之意義（戶九22）。「三」有時等於中文之 「再三」（列上十七21）；一個動作或一句話重複三次，有強調堅持等意義（依六3；耶七4）。

　　聖經常用的「七」字，是指「許多」，相當於荷馬史詩中「九」字之用法；荷馬若說奥底賽去某地航行了九天，就等於說荷馬只知道這地方很遠，但不知確實何在。聖經說殺加音者要受七倍的罰（創四15），善人失敗七次，仍能轉敗為勝（箴二十四16），耶穌從一女人身上驅除了七個魔鬼（谷十六9），伯多祿願意寬恕他人七次（瑪十八27）；這都是指「許多」，其最高級形容詞是「七十七」，或者「七十個七」。

　　北國以色列國王雅洛貝罕二世在位四十一年，因為政局安定，社會也跟著繁榮起來。但他去世後，社會上潛在的危機和弊端一一暴露出來；在短短二十二年間換了六位國王，三位是被謀殺的。在公前七二一年，以色列終於滅亡。從種種跡象看來，台灣現在的局勢與那時的以色列非常相似。歐瑟亞與亞毛斯兩位先知的分析，能使我們看清一個表面富強的社會，怎樣由盛轉衰，終於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