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某天傍晚，達味（大衛）國王在房頂散步，見民宅中一美女沐浴，便派人把她帶來王宮。幾天之後，女人通知國王她有了身孕。國王為了掩蓋罪過，把女的丈夫從戰場上召回。但這人生性耿直，想到戰友們正在戰場上賣命，不肯回家享福。國王無奈，令他再回戰場，並暗中指示統帥把他派到戰事最吃緊的地方？這人結果陣亡。後經納堂先知之揭發，國王才俯首認罪（撤下十一）。

這是一個假手殺人的例子。達味姦污有夫之婦，多少是仗恃自己的地位和權勢，但對輿論還有點顧忌。現在且不管他這項顧忌，試問他有勇氣親手把女人的丈夫殺死嗎？答案似乎該是否定的。由此可以想到不見血的殺人有多可怕。人類同類相殘的情形嚴重，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人能假手殺人，使天性中的本能抑制機能失效。

大家知道在其他高級動物中，個體因利害衝突而發生打鬥時，弱者一表示投降，把自己的生命要害展露給對方，強者便不再攻擊，好似從生命要害發出一種密碼，直接打動對方的本能抑制機能，使對方洩氣。

在人身上也有類似之機能，可以稱為不忍之心。但是因為人有理性，能轉移意識，把天性中的某些能力加強，另一些能力遂顯得虛弱，而破壞了天性原始的平衡。醉酒駕車而導致殺人，是因了意識功能全面失效所致。但是意識清醒的人因開快車而導致殺人，則是某些意識特別強烈所致。這些人可能都沒有勇氣在清醒冷靜的心理狀態下，把一個人用刀子慢慢殺死；因為天性中的不忍之心，來得及發揮抑制作用。

因了科學的進步，人類的行動能力加強了。在原則上，這不是壞事。然而因為大家急於得到科技提供的正面利益，而無視於其中含有的副作用，結果使假手殺人的情況日益嚴重。而我們發明的法律之抑制功能，根本無力防止這類傷害、也無力追究這類責任。

此外大家也知道，螞蟻有「打群架」或集體戰鬥的現象。這是群體意識高於個體意識之結果；螞蟻和蜜蜂是為群體而生，為群體而死。人類在戰爭時那種無情瘋狂的互相廝殺，也是因為群體意識蒙蓋了人性意識，使天性中的本能不忍之心失去效能。在戰爭時，可以說人不再是人，只是群體之工具。戰爭也是一種假手殺人。

人類生活逐漸走向機械化和集體化，似乎是必然現象。這兩種現象產生的自然結果，是使人際關係逐漸非人性化，和非人情化。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及其他種族間的小型戰爭，還有社會主義國家無情的階級鬥爭，都是人際關係非人性化最慘痛的果實。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繆說：「一個時代，在五十年中，便使七千萬人口或流離失所、或淪為奴隸、或喪失生命，是唯一和首先當受審問的。但你先得瞭解它的罪狀」（拙譯「反抗者」，二四頁，三民）。

由於現代之社會組織非常複雜，所謂民主與法治，也根本無力防止假手殺人的情事，多次反而是一種掩護。少數服從多數之原則本身，就能掩蓋許多罪惡。而在執行法律時，因為分層分工太多，任何經手人都能動點手腳，致使受害人根本無法追究冤家是誰。大家常喊司法該獨立；但是誰能保證法官不向有錢有勢者送點人情，獻點殷勤？法官看不到被判死刑者的血，不覺得自己殘忍。利用群眾的仇恨心理鼓吹暴動的，也不覺得自己殘忍，因為是假手殺人。

猶太人一直是在其他民族包圍中求生存的弱小民族，對外敵的態度有時十分殘酷（出十七16；撒上十五）。然而在另一方面，規範同族之社會關係的舊約禮法，人情味卻很濃厚。安息日制時使奴僕有絕對不受騷擾的一整天休息，安息年和喜年使窮苦人有翻身的機會，避罪城之設置而防止不合理的報復衝動。

但最有趣的是處理死刑的方式。既然舊約制度只有法官而無檢察官，等於死刑皆是告訴乃論。此外「見證人（實際等於受害人）該先動手（投石施刑）。然後眾人才下手將他（罪犯）處死」（申十九19）。與罪犯無冤無恨的外人會插手嗎？若受害人動手施刑後，沒有勇氣把犯人打死該怎麼辦？對這些細節舊約沒有規定，大概是不了了之。

舊約設法使個體的不忍之心能夠發揮作用。但在現代之法律運作方式下，有時能違反受害人之心願而置犯人於死地。總之，現代最嚴重的問題是假手殺人。文明社會的人實際非常殘忍卻不覺自己殘忍。太迷信法治和機器，而不加強個體良知之敏感程度。這種文明社會其實是吃人的社會，是自欺和偽善的社會；所謂民主，只是多些分贜的人數。（註：此文於民國79年8月25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 68 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