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猶太社會沒有，也沒有演戲活動。但是某些宗教儀式本身就是一種戲劇表演，並且每個參加者都是演員。希臘的戲劇表演，原來也是宗教活動；每年一度的戲劇比賽，是慶祝酒神節的主要項目。基督徒的主要宗教儀式也是一種戲劇，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為溝通思想，第二部分是為溝通感情。後代所謂的 「彌撤」，仍然保存著原來的結構。

第一部分採用了猶太人安息日研讀聖經的方式。聖經記錄的是一個民族兩千年來的生活遭遇和反省，是一部具體的人生問題教材，牽涉到人生的每個層面。又因為每人都有資格發表感想（格前十六章26），所以那是思想溝通，不是單向的教條或死板標準答案之灌輸。那是人文教育方法，而不是我國法家構想的「以吏為師」之法令教育。

第二部分重演耶穌為救世人而自我犧牲之事蹟，以取代猶太人的各種祭祀。按處理祭物的方式，舊約的祭祀有兩大類別。一類是把奉獻的東西全部焚化，稱為「全燔祭」（holocaust），表示對上帝最高的敬意。第二類只焚化一小部分，算是給上帝的；一部分送給宗教服務人員；其餘部分由奉獻人與親朋好友當場分食，是一種友誼聚餐。

耶穌之宗教意識的特色，是以人的利益為重心；他的自我犧牲是上帝向人示愛，故基督徒的祭祀不給上帝保留一部分祭物，全部由大家共同分享。基督徒的奉獻，是重演耶穌的奉獻。在他赴死前的晚餐中，他拿起餅來，祝謝了，分給徒弟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棄的，你們應行此禮，為紀念我」。然後拿起酒來說：「這杯是用我為你們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約」（路二十二19）。

希臘最早的文學作品是荷馬史詩。黑暗時代過去後，最先出現的是抒情詩。在公元前第五世紀，希臘產生了三位不朽的悲劇詩人。蘇格拉底的理性主義佔了上風後，悲劇在西方一蹶不振，直到莎士比亞。

為能有悲劇意識，人須認為痛苦不是理所當然的，希望減少痛苦，使痛苦不再發生，蘇格拉底主張人的家鄉是在天上，現世不值得留戀。為能早日解脫，人該練習死亡，擺脫現世物的羈絆。痛苦助人嚮往天鄉，不是該設法消除的東西。基督教義向希臘思想投降後，產生了原罪學說，又多了一個痛苦是罪有應得之觀念。佛教思想也很難產生偉大的悲劇作品。

貪生怕死乃是人與禽獸共有的本能。禽獸面對生存與死亡的態度是絕對一貫的，沒有與本能相反的反應；遇到危險一定逃避，雖然可能正是因了逃避死亡而陷入死亡之圈套。禽獸永遠不會「願望」死亡。人就不同了，他有時會刻意尋求死亡。自殺是人類獨有的現象。

雅斯培說：「由於受到死亡的挑戰以及他們死亡的方式，使蘇格拉底與耶穌能回答死亡的問題。他們是西方世界的兩面鏡子……神話的一般主題一一存在即是受苦受難，人的活動即在於克服痛苦，但一切偉大的活動皆註定是失敗的一一體現在蘇格拉底與耶穌的身上。」（四大聖哲，一九五等頁，自華書店）

這是失敗主義。在四大聖哲的畫像中，以耶穌的畫像最不完整，扭曲得最為嚴重。

泰勒在「蘇格拉底傳」中說，耶穌與蘇格拉底是西方歷史上影響人性最深的兩個人物（七頁，志文）。沒有人能反對泰勒的見解。然而他們對西方文化之影響的性質和範圍，卻沒有人深入分析比較。

自基督教義向希臘哲學投降後，二人代表的嚮往和產生的影響是同方向的，只有力道大小之別。在理念層次，耶穌好似是蘇格拉底的繼承人，只不過「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不要說在倫理哲學中，就連在倫理神學中，大家用的也都是希臘哲學的觀念，回頭再從聖經中斷章取義，找些字句支持已經視為定論的主張。傳統基督教義這個怪物就是這樣形成的。

卡繆說：「我對第一位基督徒（指耶穌，是尼采的用語）非常鍾情，我欽佩他的生活方式，他死亡的方式。我的貧乏想像力使我不能隨他走得再遠」（英文版散文集，三二Ｏ頁）。無論那是想像問題也好，是意志或意願問題也好，耶穌一生的意義若在十字架上結束，他推行的人生之道，絕對不易帶動大眾。十字架代表的是失敗。

沙特要建立的是一種行動哲學。很可能他的目的是要改寫一位前輩的哲學，因為二人的語調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天主教哲學家布隆旦（M.Blondel,1861～1949）當初以其博士論文「論行動」一舉成名。在緒論中一開頭他就說：「人生是否有個意義呢？人是否有個最後目的呢？」當然有。在那裡能夠找到？就是在行動中。

在分析人性時，沙特一直偏重人超越現實的能力。他的第一篇哲學論著題為「自我之超越性」；第二篇是「想像」，即意識用以否定現實的能力。這樣的人性論，可以支持柏拉圖的出世哲學，也可以支持追逐庸俗美感的享樂哲學。當然這都不是他的用意；他要建立的是一種表現主義的力行哲學。

沙特最喜歡用的一個口號，是「人的存在先於本質」。本質指「是什麼」；他說的存在就等於行動。人沒有一個固定的天性。「存在主義者所設想的人無法加以限定，是因為人原來什麼也不是，然後他將是個什麼，即他將是他自己造成的那個模樣」（存在主義是人文主義，二十二頁，法文版）。沙特又說「人只是他的投射，只在他自我實現的程度內存在，所以只是他的行為之總和」（五十五頁）。

在法國的存在主義哲學家中，名氣最大的是沙特和卡繆。他們原是朋友，最後因為立場不同而分道揚鑣。這事件正好說明，存在哲學只有一個共同支持的見解，即個體該對人生作清醒的抉擇，人的命運是操在自己的手裡。至於該選擇怎樣的生活態度，則言人人殊。

他們公開絕交是在一九五一年，卡繆發表《反抗者》之後。在沙特主編的《時代雜誌》上出現了一篇書評，執筆人是沙特的得意門生張松，批評卡繆「不懂歷史現實，並立意不顧歷史，因而在給反動勢力撐腰」。在以後你來我往的爭論中，焦點集中於這個問題：為了正當目的，是否可不擇手段。

在沙特的心理結構中，因了缺少父權意識，使他三十年之久感到彷徨不安，像個孤魂野鬼，無處安身。當他發現自己的生命一直是受著聖神（聖靈）的支配，在完成一項拯救人類的使命後，因了一時興奮，急於促成理想社會，他又曾一度支持革命哲學，為暴力效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