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創世紀作者怕有人把夏娃看為具體女人，而傷害到女性的尊嚴和地位，在第三章故事後半特意設法提高夏娃的價值。他使亞當與夏娃同為罪犯，但不使亞當有將功贖罪的表現；男性只是以「女人的後裔」資格參加反抗惡勢力的聖戰（三15）。他又讓亞當在最痛苦的時刻，聲明夏娃是「生命之源」（三 20）。亞當因犯罪而受到的傷害或處罰似乎比夏娃嚴重；作者也未明說夏娃被趕出樂園。而亞當犯罪，似乎只是為了捨命陪君子。自那以後，仍有不計其數的男人為討女人歡心而犯罪。女人啊！人類的命運是握在你們的手裡！

革新教派基督教徒在批評天主教時常說：「天主教是聖母教」。天主教徒知道這話不合事實。但無論是一般信徒或神學家，天主教徒對聖母之角色所代表的意義，也沒有極清醒的意識；連在比較嚴謹的「聖母學」中，也有許多誇大不實的純情緒化語調。

這裡牽涉到的廣泛原理，是中國哲學常提到的陰陽互動問題。在基督教義的發展史上，聖母之角色的加重是個必然現象，也是不可缺少的；原因是至少從教會在羅馬帝國成了合法組織後，耶穌之精神形象的陽性色彩愈來愈重，需要一個陰性形象發揮制衡或補救作用。

宗教革命是近代革命的第一炮，至今仍在發揮骨牌效果。與我國改朝換代式的革命相比，近代西式革命的特色是思想領導行動，要推翻的是原來的社會結構和運作方式，而不只是某些人的權勢。

在宗教革命以前，許多人早在呼籲教會改革，但無人敢強出頭，越俎代庖，破壞原來的大社會框架和運作程序。文藝復興時代是個罪惡多端的時代，但也是後來被封為聖人數目極多的時代；在藝術方面表現傑出的更不必說了。這些人都是在自己的崗位和能力範圍，設法對社會有點實質具體的貢獻，不妄想憑匹夫之勇扭轉乾坤。米開蘭基羅也關心世局。在一首詩中他說：「被不幸和恥辱包圍，只有睡眠香甜，變為鐵石尤可羨。不要看，無所知，幸福無邊。莫要把我喚醒，請你小聲肆言」。

馬丁路德及喀爾文在神學理論方面的見解，是以傳統原罪學說為前提。但原罪學說是入世的基督教義向希臘厭世心情投降的產物；可想而知，他們在理論層面並未恢復福音精神。這事只想說明宗教革命與政治的關係。事實上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很快變成了政治事件，其政治意義遠大於宗教意義，其直接效果是促成了民族主義的政治革命。這不是路德的初意。但要知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是偶有現象；在發動大型運動之前該有心理準備。

我國古人認為，人生有三類成就使人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傳）。為使這區分沒有重疊部分，該這樣理解：立功指對改善客體世界的直接行動，如戰功，慈善工作等；立德指個體之修養；立言指在知識方面的貢獻，無論是關於修心養性的，或是關於客體世界的知識。

純科學理論方面的發明該算是立言，而技術方面的發明和改進該算是立功。在日常用語中，任何方面的貢獻都算是功德。但在上述區分中，德只指個體因修行而得到的習性，就如智仁勇三達德；那只指主體的良好性能，不指對外在世界或他人產生的作用。

對個體人格之成長過程而言，立德是第一要務。根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原理，立德是人能立功立言的必要條件。每人的使命不同，所需之德當然該有不同的組台。軍人所需之智和勇，不同於社會評論家所需之智和勇。聖經關切的重心是濟世，故沒有與客體世界切斷一切關係的純修行法則。這不等於說佛教那些修行法則，對入世的基督徒毫無意義，但不可視之為人生終極成就。

對他人及社會的任何貢獻都是立功。聖經認為人類有個共同的大生命，共形成一個整體，個體好似一個肢體：「神恩（天賜能力）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聖神所賜；職分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主所賜；功效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格前十二4）。按這觀點，職務之性質與立功大小沒有關係；在卑微的職位上也能建立大功，至少在上帝眼中：「那些似乎是身體上比較軟弱的肢體，卻更為重要」（十二22）。

近代學者大都敬佩聖女貞德的人格。然而也有少數人，如伏爾泰等，根據她看到聖彌額爾天使顯現之事件，認為她是幻想症患者。排斥宗教的人，容易傾向這類見解。其實看到沒有直接客體的景象，或聽到聲音，首先是個心理學問題，不只是宗教現象，同時也不必然是病態。

        法王美男子菲力普四世，是近代極權主義君王中的第一位。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他東征西討，結果國庫空虛，乃企圖霸佔聖殿衛士團的財產，謀財害命。

舊約記述了一件國王謀財害命的事情。靠近北國王宮有個葡萄園，國王想購買。但是園主說：「我決不將我祖先的產業讓給你」。王后收買了幾個流氓和官紳，誣控園主「辱罵了天主和君王」，用石頭把他砸死。厄里亞先知聞悉此事，預言王族的「男子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一概滅絕」（列上二十一）。後來耶胡不費吹灰之力造反成功，王族全遭屠殺，與此事不能說毫無關係。

巴力斯坦地區從阿拉伯人手中落到土耳其人手中後，基督徒的朝聖活動變得非常困難危險。教宗烏耳朋二世在一０九五年的兩次會議中宣布「聖戰」，從此揭開了十字軍東征的序幕。一０九九年第一次收復耶路撒冷。

在十字軍東征時期，有些法國騎士組成了一個特殊團體，專門負責維持聖地的秩序，及朝聖者的安全。因為他們的總部設在撒落滿（所羅門）聖殿的舊址，而稱為聖殿衛士（Templars）。他們誓守教會傳統修行團體的三願，即是獨身，財物公有，及絕對服從，是在教會內正式立案的組織。因了他們的熱心和英勇表現，當時備受教會及各國政治當局的賞視和支持。

一二九一年聖地最後一個據點失守，聖殿衛士全部撤回歐洲。但他們仍然據有一些軍事要塞，及以前累積的財富。同時他們也不易改變過去的豪放精神，甚而在民間形成了一些成語，如豪飲如殿士，罵人如殿士等。對他們不利的謠言愈來愈多。

公元三一三年，君士坦丁大帝承認基督徒的宗教為合法組織。三二五年他下令召開全體主教會議，到會主教三一八人，判定阿里伍斯（Arius）的學說為異端。從此展開了政治與宗教糾纏不清的歐洲歷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天主教與其他基督教派之間的張力才緩和下來。但在其他地區及其他宗教之間，類似的問題仍然存在，而且緊張氣氛有升高的趨勢。

因了上述現象，有人對宗教抱絕對排斥的態度，恨不能把所有的宗教連根拔除。這種心理毫無正面作用，只能使問題惡化。政治也是個極惱人的問題。能連根拔除嗎？絕對置身於政治之外有何積極作用呢？

 殺害先知者常是有權勢者，因為他批評的通常不是某一個人，而是普遍性的不合理現象，感到威脅的是一個集團或族群。耶穌是猶太宗教當局害死的，動機或藉口是政治性的。猶太宗教當局認為耶穌威脅猶太與羅馬帝國的現實政治關係。在商議謀害耶穌時，最高宗教領袖大司祭蓋法向議會提出的理由是：「你們什麼都不懂，也不想想：叫一個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滅亡，這為你們多麼有利」（若十一49）。 

這是天大的誤會。在當時各派思想中，耶穌的立場是最沒有政治企圖的。但是在什麼人際衝突中沒有誤會呢？在事實之認定方面能有誤會，在價值判斷方面誤會的可能性更多。眼前的利與遠程的利，這群人的利與那群人的利，物質上的利與精神上的利等，並非不能相容，然而卻是個體心理矛盾的根源，也是社會衝突的根源。一面倒便造成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