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新約的人生最高指導原則是恩愛，為使這原則發揮正確作用，須有兩個互相牽制又相輔相成的原理協助，姑名之為中和與中庸原理。這兩個名詞是出自「中庸」一書，但這裡講的不必與那裡完全相同。此外卡繆講的「全體性」與「個體性」，尼采的主人道德與奴隸道德，柏格森的開明道德與封閉道德，都與這裡的問題相關。

中庸原理是把社會整體之需要視為優先或唯一關切層面的價值觀。按這觀點，個體本身不是目的，只是社會之材料、工具或齒輪；他的行動是否合理，在於是否合於全體之利益。因此中庸也就等於「中用」；這原理離不開社會功利觀點。螞蟻和蜜蜂是這種群體生活的理想模式，最合墨子「尚同」，及荀子「以類行雜，以一行萬」之想望，這原理有走向極權和專制的趨勢，而個體淪為奴隸。新約批判的禮法意識形態便是這類現象。

中和原理是把個體本身看為目的。其行為是否合理，不是看對他人或社會是有益或有害，而看是否合於他本身的需要。這原理有走向為我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趨勢。

在極端情況，這兩個原理互相衝突；而且極權與無政府主義能形成惡性循環。這種情勢之形成，不能只怪罪某一方，無論是二二八事件或天安門事件。但這情勢不是必然的；二者之衝突該能化解，使之成為相輔相成的生活指導原理。

先從個體之角度來說。人有許多需要，但人也是個整體；無限制地追求某種需要之滿足，以致破壞其他需要之滿足，不是忠於自己，不可能感到幸福。例如無限制地追求口腹之享受，一定害到健康，結果得不償失。而人也有較高級的需要，如親情，友誼，榮譽感，價值感，歸屬感，成就感等。這些需要雖不像飢渴那樣明顯迫切，但若得不到合適的安頓，也不可能感到生活美滿。所以正確的中和原理，該是以自我之統一和諧人格之需要當行為是否正當之標準。故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人自然就是社會動物；只有在群體中，他的歸屬感價值感等需要才能得到滿足。就連物質方面的需要，也是在積極合作的群體中，才能得到較多的滿足。在不講道義的社會，今天屬於你的東西，難保明天仍是你的。在進步社會靠救濟金生活者得到的物質享受，實際高於許多在落後社會有成就的人。所以中和原理要求人積極關切群體之需要。敵視中庸原理，不是忠於人，也不是忠於自己

反過來說，正確的中庸原理也該尊重中和原理之要求。因為中庸對個體活動之限制，只能是手段，群體之利益才是其存在理由和目的。老子等人固然認為，把人的活動簡化到最低本能範圍是最理想的境界。然而那恐怕不是大自然的本意。智能在生物界的出現，破壞了原始本能之平衡，乃是為了實現更複雜和多彩多姿的平衡。按這觀點，全體最大的利益，在於使每一個體充分發揮其創新和建樹能力。因此，為了管制而管制的中庸，與其自身之存在目的互相矛盾。正當的中庸，不該只顧眼前的表面公平，也要給下一步的發展留點餘地，使個體有創新的機會和奮勉的興趣。

由此可見，無論個體或社會，若只重視靜態的平衡，發揮的只是小用，在動態平衡中才能發揮其大用。「大器晚成」，為調配其結構所需時間較長。急於達到合理狀態，必然會犧牲某些可用之材。耶穌是「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瑪二十一42）。在發展過程中，中和與中庸原理之間保持一點張力，是社會健康的可喜現象。一面倒的局勢阻礙發育和進步。少年老成的代價是安於庸俗和平凡。

按新約的構想，世俗政權是中庸原理之代言人，其任務是維持並推展社會之和諧。教會是中和原理之代言人，其任務是協助個體培養和諧的人格。有健全的個體，才有健全的社會。政府與教會之間雖然能有張力，但不是敵對關係，也不可彼此直接干預。

西方社會之發展過程曲折，是因為基督徒未能忠於新約的精神。最嚴重的偏差，是因了希臘厭世哲學之迷惑，大家忘了福音之終極嚮往是實現理想社會。教會對改善社會固然有許多貢獻，而且在宗教革命以後成立的天主教之修行團體，幾乎無一不是以某種社會工作為宗旨。但教會未使大家注意，改善社會是每個人的責任。

在政治方面，從第四世紀起，教會幾乎便成了社會現實秩序之保鏢。結果改革社會之工作，落到了以仇恨為動力的人手裡。這是西方社會的不幸，也是人類的不幸；中國人付出了很重的代價。（註：此文於民國81年3月21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47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