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從實際表現來看，人與其他動物的根本差別，在於人能自我超越。其他動物完全生活在範圍很小的現實中，人則為各種願望而忙碌。沙特認為人之為人，在於人性結構中的「企然」，而不在於其「本然」。人格類別也繫於每人心中為主的企然。故存在哲學也特別重視人生抉擇。

個人的任何想望皆可稱為理想；能是海市蜃樓，但未必是烏托邦。有社會意義的想望才是烏托邦。最早用這名詞的是十六世紀的英國人摩爾，指有理想社會組織的想像小島。其希臘文原意是「沒有地點或方位」。所以一人希望將來發財，擁有三妻四妾，這是他的理想，但不是烏托邦。而且他的實際行動也沒有改造社會的作用，除非他所處的現實社會不許人富有，或不許男人有三妻四妾。佛教追求的理想也沒有烏托邦含意。

這名詞出現雖晚，這類想望可能與人類歷史同樣久遠。有社會的地方就有這類想望；每個有意製造的社會變遷，背後都有這類想望推動，無論是改朝換代或是革命。在希臘最早的理想社會純想像性描繪，大概是荷馬之奧狄賽裡那個與世隔絕的小島；即諸神許可主角回家，在海上沉船後遇救的那個神秘小島。陶淵明的世外桃園是烏托邦，鏡花緣也有烏托邦色彩；但西遊記是純佛教精神的產物，不含對理想社會的嚮往。

    我國古代各派哲學，都各有一套理想社會構想。誘導西方社會變遷的理想社會藍圖有兩個，一是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是聖經裡說的天國。這兩種構想實際是互相衝突的，而大家卻一直把兩個混在一起；這可以說是西方所有的社會和政治災難之根源，連羅馬帝國滅亡在內。柏拉圖式的意識形態是人類永遠的禍根。

理想國與天國有個很明顯的表面差別。理想國有相當具體的組織方式；你若願意，可以馬上動手推行，雖然未必成功。但是從先知們預言的默西亞王國，到耶穌講的天國，都沒有提出組織方式。舊約對宗教之組織和運作方式雖然規畫得很詳細，卻沒有規畫政府之組織方式。而在新約裡，除了由十二大弟子構成的領導核心外，耶穌也沒有規畫教會之組織方式。

聖經的歷史觀，一直認為人類的黃金時代是在未來；因而自然想到，在那個理想局面出現以前，不可能有放乎四海而皆準的社會組織方式，只能根據當前的實際條件逐漸調整。先知或耶穌知道最後的理想社會該怎樣組織嗎？有此可能。但他們更知道，那個藍圖對當前之調適問題只能起干擾作用，一定有人急於馬上實施。所以聖經只指出理想社會該合於那些條件；就是該滿足人類的一切合理願望，使每人各得其所，而不是削足適履。

理想國則是削足適履。柏拉圖在那篇對話錄中先從正義概念談起，是極有意義的。他的理想根本未把個體之具體需要盤算在內，關心的只是社會整體之需要。結果個體成了只有某種社會功能的機器人：生孩子的機器人，打仗衛國的機器人等等。

柏拉圖的直系弟子未能實現他的構想，耶穌的信徒卻實現了。教會之出家修行團體的形成，有兩個遠因。最早的避世基督徒是為逃避教難，獨自跑到偏僻的埃及沙漠生活。第二個原因是柏拉圖等之厭世哲學對基督教義的滲透。但這種生活方式最初只屬於個人興趣，不是人當然該追求的理想。教宗西里琪（siricius）在三八五年表示，希望主教們也選用這樣的人擔任教會內的聖職。這種生活方式以後逐漸喧賓奪主，成了有高尚志節者當然該追求的理想。

天主教之修行團體的組織方式，是誘引馬克思信徒冒險革命的原因之一。但他們沒有注意到，天主教的修道人士是自願的，並經過嚴密的篩選和長期訓練，不可能成為全民的社會組織方式。

此外馬克思主義有極濃厚的默西亞理想王國色彩。但其致命弱點，是把人的物質需要看為歷史演進的唯一動力。總之，馬克思信徒造成的世紀大災禍，是由於盲信幻想，缺乏實徵意識，沒有小心求證的科學精神。

舊約裡有許多政治哲學資料。耶穌時代猶太境內的政治問題非常複雜，論到這些問題時，他用字極為含蓄，或用比喻。但是 「天國」這個字眼本身就含有社會和政治意義。不過這個烏托邦構想，既然要保存一切值得保存的，是一切對立之化解，所以他強調，無論在實現過程中，或在最後的理想結構中，都該尊重一個最高指導原理，那就是恩愛。

仇恨和鬥爭是反其道而行，沒有建設功能，無論你痛恨的是自己的人性或是他人。（註：此文於民國81年4月4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48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