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薇依是生活在法國，不可能不知道耶穌是誰。然而為能發覺自己「生來就是基督徒」，她卻在痛苦孤獨中摸索了很久。這是因為教會在耶穌的容貌上蒙蓋了一層面紗；尼采說教會是壓在耶穌墳墓上的大石，阻止他復活。

薇依發現自己走的路，正是耶穌走的路，是在工廠工作之後，再回去教書之前。在工廠時，「他人的困苦深深地透入到我的靈魂和軀體中」。面對這些痛苦，許多次她能做的，恐怕只有跟悲傷的人一起哭泣。工廠消耗了她的體力和心力，她父母於是帶她去葡萄牙休養，到那裡她離開父母，獨自住在一個海邊的村莊。

「一天傍晚，天空懸著一輪滿月，在海邊，漁人的妻子們排著長隊在漁船間穿梭漫行，舉著燭光，唱著肯定是非常古老的讚美歌，帶著一種令人心碎的憂傷……此時，我心裡猛然悔悟到，基督教卓然是奴隸們的宗教，他們不自覺地歸屬於這種宗教，而我也不例外」。這些窮苦人不是孤獨的，耶穌在他們中間。

基督教是奴隸最需要的宗教，但每人都有痛苦和生活壓力，都需在痛苦中蛻變。「人作為人就是奴隸」。耶穌使人知道，上帝站在每個有痛苦的人身邊，與他一起承受產痛。「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歎息，同受產痛；不但是萬物，就是連我們這已蒙受聖神初果的（已經覺悟的），也在心中歎息，等待（上帝之）義子期望的實現，即我們肉身的（整個人的）救贖」（羅八22）。

不久之後，薇依在亞西西的聖芳濟（佛蘭西斯）當年常去祈禱的教堂裡，生平第一次下跪祈禱。聖芳濟也是自動放棄了商人子弟的舒服生活，投身於窮人的處境。在窮苦人中，薇依深深感到自己之愛心的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她需要上帝之大愛的支援。

薇依雖然從本能的基督徒，變成了自覺的基督徒，卻始終不肯成為正規天主教徒。在給某神父的信中，她承認天主教對她從小就有一股吸力；這吸力愈強，愈使她認為不該被教會整編。

問題在這裡：以教會該是耶穌之精神的有形標記來說，教會目前的實際形象至少是曖昧的；即教會之紀律性和樣版性要求，與耶穌的精神衝突，薇依不能完全認同這樣的教會。「除非教會改變它在其中維護自己的那些條件。我一直希望教會有一天會做到這一點，因為我覺得，對教會來說這是極為重要的」。

薇依提出的問題意義非常重大，又極難處理。耶穌在當時道學家眼中，是 「一個貪吃嗜酒的人，稅吏（漢奸兼詐錢者）和罪人的朋友」（瑪十一19）。他說：「不是健康的人需要醫生，而是有病的人」（九12）。他來不是為「審判世界」（若三17）。但教會既是個有形可見的團體，就必然有些章法，而章法就必然對某些人有排斥作用，不能真正 「有教無類」。

耶穌向世人傳報的是 「福音」，是好消息；在任何處境下的人聽到後都該感到興奮。但教會目前的形象，不只使教外人感覺進教是很重的負擔，許多信徒也不覺得自己闖入了教會的門牆是幸運，值得每天慶賀一番。

首先這是因為教會把福音之立命意義，看得比其安身意義重要。其實福音的第一層任務是安身，即讓每人知道，他是上帝的子女。「從他（耶穌）的滿盈中，我們都領受了恩愛，而且恩愛上加恩愛」（若一16）。陷於不幸處境的人，更需要聽到這項真理，無論這處境之形成是否有自己的過錯。耶穌不追舊帳，而希望你先感到上帝對你無條件的關懷。

在立命方面，除了柏拉圖式的出世情調，並把生活方式分為高低等級，使許多人有不自在的感覺外，最大的壓力是來自道德嚴肅主義，好似每人都該立刻達到某固定標準，而不想人格的成長須慢慢摸索，需要喘息調適的時間和空間。也可以說，天主教不只回到了耶穌時代猶太人的禮法意識形態，而且因了告解，信徒感到的精神壓力更重。雖然天主教有聖母開後門，也不能化解這些壓力。

薇依說：「在基督教中，延續了近兩千年（按：該說從第四世紀起）的精神痼疾乃起因於，人們沒有想要去建立一種富有生命的模式，這種模式應以對兩種聖靈（聖神）的類似和區別的明確認識為基礎：向教會的軀體言說的聖靈，與向個體靈魂言說的聖靈」。自教會在羅馬帝國成了合法組織後，上帝對教會組織（軀體）的愛，成了他向每一個人傳情說愛的障礙。

教會當局傾向於把傳統組織和運作方式視為天經地義，認為不服管制是不肯上進，沒有奉獻精神。但薇依的奉獻精神絕不輸給許多修女；教會該重視她的抗議和請願，撤除壟斷上帝之愛的門禁。（註：此文於民國81年3月14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46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