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男女之間除了有形可見的生理差別外，還有一層更深更神秘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差別。我國古代哲學說一個代表天，一個代表地；一個代表陰，一個代表陽。現在大家常說，女人重感情，男人重理性。此外還可以說，男人對抽象和普遍性比較敏感，女人對具體和瑣碎的事比較敏感。因了這種先天的傾向，可以說男人和女人所體認到的客體世界都是片面的，該彼此補充，彼此修正。

近代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批判，最能抓到其先天弱點的，是來自幾位女哲學家，其中之一是法國的薇依。從基督教義的角度來說，薇依的人生體認意義特別重大，因為她是從馬克思信徒的立場，慢慢走向了基督，最能說明基督精神之特色。這裡先看她認為馬克思主義為處理人生問題有何不足，為何說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鴉片。

一九0九年薇依在巴黎出生（Simone Weil）。父親是醫生，是猶太人；但他對宗教的問題是不可知論者，正因此而對知識文化的興趣極廣，希望抓到一些真正確實的知識。這也是薇依在理性層面一直表現的特色，對任何事及主張都抱審慎批判的態度，始終是個不靠行的自由思想家。在另一方面，她的同情心又極豐富，是個十足的女人；她在少女時代曾拒絕穿襪子，因為那時窮人的孩子和士兵都不穿襪子。由此可知，她的理性敵不住感情，最後向耶穌投降，只是時間問題。她找到耶穌後，說自己「生來就是基督徒」，但尚未自覺。

薇依在中學唸書時，成績就異常突出。入巴黎高師（等於師大）後，專修哲學和歷史，以第二名畢業。因為她祟拜馬克思，在大學時代得「紅色女郎」之綽號。

大學畢業後她先在中學教書，不久後即放棄教書生涯，從事政治活動，寫社會分析的文章，並深入工廠與工人一起生活，親自做苦工，結果健康受到嚴重傷害。一九四三年她從法國去倫敦參加法國流亡政府抗納粹的工作，在途中因飢餓和肺結核引起心脈停搏，猝然去世，年僅三十四歲。正在編印中的薇依全集擬為十六卷（劉小楓，走向十字架的真理，第一冊第六章，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馬克思吸引薇依的地方，從開始就不是他的學說系統，而是他悲天憫人的心腸。「她覺得，馬克思具有一顆偉大的心靈，因為充滿不義的人間悲劇使得他非常痛苦」。這也正是薇依探索人生問題的動力。但她不只有極清醒的頭腦，也有極豐富的感情，使她不能滿足於理論範圍的探究，隔岸觀火，而要親身體味不幸者的處境。「我要到這些（不幸的）人中去，到各種不同的人的處境中去，同他們混在一起，塗上完全相同的顏色」。

從實際的生活體驗中，她發現馬克思主義是個不成熟和偏盲的學說。因為人生的不幸或痛苦，不能用不合理的社會經濟結構一個原因加以解釋，所以也不能只靠改造社會或革命解除。而且最椎心刺骨的痛苦與社會結構都沒有直接關係，例如生死離別。

「薇依把不幸與不義區別開來，是正確的。薇依由此看到，馬克思主義把革命的功效絕對化，以為革命可代替人的拯救，可以最終解決人的一切不幸處境，是不可信的。」革命哲學蒙蓋了人生之根本實相，並拿想像中的未來美景望梅止渴，實際是鴉片

人生的痛苦根源之一是工作或勞動。馬克思認為勞動原是一種樂趣和享受，因受到剝削而成為奴役；革命的目的是還給人在工作中該得到的創造之樂趣。薇依則體味到，勞動或工作是征服客體的活動，其本身含有的辛苦，是任何社會情況和個人動機都不能消除的，「以為改變了階級壓迫和剝削，就可以改變勞動的性質，只是一種神話」。

「人作為人就是奴隸」。但是愛心能使人樂於接受痛苦之考驗，從被動變為主動，由奴隸變為主人。耶穌說：「婦女生產的時候，感到憂苦，因為她的時辰到了；既生了孩子，因了喜樂再不記憶那苦楚了」（若十六21）。為了愛而主動承當痛苦，才成為主人和創造者。

上帝是創造者（舊約），上帝是愛（新約）。在耶穌身上顯示，為使愛有創造和建設作用，須經過痛苦之承當。這種愛須有具體的對象，「禁慾的愛多少是一種退化了的愛，所謂愛的昇華只會是一種愚蠢……從本質上看，聖愛與慾愛不是敵對者，而是孿生姐妹，她們手牽手結伴而行」。薇依不欣賞柏拉圖式的愛，說那是 「一種禁慾，一種不可能的愛」。其實為了嚮往想像中的美好遠景而輕視身邊的東西，不是不可能，只是沒有建設作用。

人類過去的歷史，是完全由男人支配的局勢，所表現的是一手建設，一手破壞。為使人類的進步平順，該讓女性發揮制衡的作用。迷於片面觀點的革命志士，該傾聽一下薇依發出的沈痛呼聲。（註：此文於民國81年3月7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45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