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高級宗教都排斥迷信，但不因此便不會陷入迷信。猶太人及革新派基督徒排斥偶像崇拜和迷信的心理最為強烈，而猶太人卻陷入了迷信禮法的歧途。這類迷信的害處，遠大於「守株待兔」之類的幼稚迷信。沒有一些信念成信仰，人無法生存；但有信仰的地方就有迷信，如影隨形。許多人正因為對迷信有非理性的排斥心理，而陷入反面的迷信。固執是迷信，輕率也是迷信。

把相對者看為絕對者是迷信；把一類東西或事情估價太高或太低也是迷信。按這觀點，只有上帝沒有迷信，只有他正確知道每一事一物該有的價值。人不能有這種「誠明」（中庸）；人的特色和責任是逐漸自我超越，從無明（佛語）走向有明。孔子說：「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陽貨）。不移的下愚是迷信之極致。

佛教追求之慧明，偏重自知之明。聖經要求的智慧雖也包括自知之明，但還要求對客體世界有正確的認識，因為人的行動須配合宇宙之大生命的脈搏。耶穌說：「幾時你們看見雲彩由西方升起 ，立刻就說：要下大雨了；果然是這樣……假善人哪！你們知道觀察地上及天上的氣象，怎麼不能觀察這個時機呢？你們為什麼不能由自己辨別（什麼是）正義（合理）的事呢?」（路十二54）耶穌批評的這些人泥於禮法或成見，失去了通權達變之能力，與客觀情況脫節。這是執迷或迷信。

從認知客觀事理之責任的角度來說，主觀太強便陷於迷信。耶穌的徒弟直到他死而復活之後，仍夢想他以政治力量或武力改造世界：「主，是此時要給以色列復興國家嗎？」（宗一6）。出賣耶穌的猶達斯，深信耶穌神通廣大，一定能逃脫猶太人的毒手，結果弄巧成拙，背上了永遠洗不清的叛徒之罪名。

基督徒最普遍的迷信形態，是把信仰拘限於耶穌的神性，而忽視他傳授的處世為人之道。路德馬丁的「信即成義」，是這類迷信之一。丹麥哲學家祁克果的立場是另一種花樣：「人可以從歷史習知有關基督的種種？否！為什麼否？因為人全然無法『知道』有關基督的事……歷史把基督理解成另外一個人，而非真正的永在的祂……祂只能被人來信仰」（語錄，三三四頁，業強）。

祁克果關切的，顯然只是耶穌之神性，故他又說：「聖經所提出對於基督的神性……的種種證明，乃僅是為了誠信；就是說，它們並不是『證明』……」。耶穌的神性確實絕對不能有明顯證據；但是除去了他的人性表現和他提出的人生之道，相信他是神又有什麼意義呢？

耶穌是不是神，與上帝是否存在，是同類的問題。有關上帝存在之任何孤立的論證，縱然按邏輯能夠成立，也沒有多大意義；恐怕世上沒有任何人，是因了哲學上某個上帝存在之論證而信了教。健全的宗教信仰，是個整體宇宙觀和人生觀問題。舊約的一神論，及新約主張耶穌是神的現身說法之信念，與其中提出的人生之道，共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體；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個一貫之道，是否最能滿足人性之嚮往，是不是安頓人生最好的方式。只有這方面的論證是有意義的。

在多苦多難的現世和生活壓力下，人需要一種安撫情緒的方法，即一般所謂的精神寄託。相信耶穌是神確實有這種作用。卡繆說：「是神同時又是人者也忍耐了痛苦……高耳格達（耶穌被釘地點）之夜在人類歷史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這黑暗中，上帝眾目昭彰地放棄了傳統的特權，親身嚐盡了死亡之憂苦，連絕望在內……若有永恆之希望的支持，死是容易忍受的。為了使神是個人，他也須絕望」（反抗者，五二頁，三民）。

但按新約精神，安撫情緒最多只是信仰的一半問題，更重要的一半是立命。而且若單看安撫心情之功能，該說這條思路不如佛教簡便高明。許多歐美人士對佛教感到興趣，就是這個原因。勒南在其耶穌傳的結論中說：「他把一切隸屬於他的理想下，以致他覺得宇宙是不存在的。他用這種英雄意志之陣襲，征服了天國。也許除開釋迦牟尼而外，他之賤視家庭、塵世的快樂和世俗的顧慮如敝屣，甚於任何人」（商務）。

只看安撫痛苦心情之作用，耶穌絕對輸給釋迦牟尼。至少使虔誠佛教徒變成基督徒，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的性格傾向入世。一個淺顯事實便足以說明這個道理：當尼姑絕對比當修女安閒。傳統基督教義雖然偏重耶穌之神性，及他安撫痛苦的作用，但對積極立命之責任並非毫無意識；不過因為未視為信仰之重心，而成了由主觀成見支配的園地。天主教的迷信表現為頑固；許多革新派則表現為輕率，都不願看清歷史上的耶穌。（註：此文於民國80年10月19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26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