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人的行動最初完全景由本能支配；隨著知識的增加，經過思考而由自己抉擇的行動範圍逐漸擴大。但是因為人永遠達不到全知的地步，他的任何抉擇也不能完全擺脫含有未知數的「信以為然」之知識的限度。而且信以為然之知識在現實生活中的影響極廣；一人若妄想自己的每一抉擇只以絕對正確可靠的知識為依據，就得永遠觀望下去，一步也不該動。

　　如果一位什麼發明家敢公開聲明：「除了眼可見手可摸的東西外，我什麼也不信」，這證明他根本不理解自己。在任何發明或藝術創作之起點處的靈感，原來都只是信以為然的設想，看不到，摸不到。發明家幸運，只因為他猜對了，又找到了證據；發明是把信以為然變成明確知識的過程。有「心想」，才能有「事成」。發明家是勇於相信、但不甘心停留在信以為然之心理狀態的人。

　　一個有自知之明又會自愛的人，不該因了自己在某個領域的一點成就，便像以賣笑為生的人那樣，到處搶鏡頭，製造傳播新的迷信。而一個社會，若拿一個毫無哲學素養，根本不理解自己的人當萬能偶像崇拜，前景實在堪虞。

　　在絕對可靠的知識與信以為然的知識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在信以為然的部分，又可分為正信與迷信；二者之界限也不明確。在沒有比較的情況下，迷信的人不易知道自己迷信。又因為人有惰性，自然有排斥新觀念的傾向。先知常有極沈痛的無力感。「有誰會相信我們的報導呢？」（依五十三１）。孔子感歎說：「知我者其天乎？」耶穌為何哭泣呢？有些原始部落在原地踏步不知已多少萬年，在外來的強勢文化的壓力下才打破因循。

　　原始部落信以為然的知識有兩大類別：一是巫術，一是禁忌。巫術是得到某正面效果的方法，禁忌是避免某不幸效果的方法。在文明人眼中這都是迷信，因為其所假定的因果關係毫無根據，或極不可靠。這裡只討論禁忌與人生的關係。

　　禁忌多少有些經驗為其依據，對無知大眾有些正面功能。就連比較進步社會的法律，也要靠禁忌式的心理反應，才能發揮效用。現代法典裡的各種禁令，也不講立法理由。如果大家認為，只有自己的行為必然直接破壞法律所保護的價值時，才有責任尊重法律之規定，法律必成虛文。如果只有我一人走私，對社會經濟之運作系統及守法商人之正當權益的破壞幾乎是零。

　　近代理性主義及個人功利主義的氣燄高漲，與個人眼前利益沒有直接關係的規範很難受到尊重；尊重這些規範的人常被譏為迂腐。這可以說是文明社會一切危機的根源，如青少年犯罪及離婚率等之快速增加，政治走向的搖擺不定。這種危機在模仿西方社會的國家裡，似乎更為嚴重。

　　人類固然該以冷靜理性檢討各種行為之實效，使人逐漸從本能的自我，走向自覺自願的自我。但是顧全大體和有責任感的文明人，不該太急功好利，而該以清醒意識，刻意培養一些自己看不到摸不到利益的禁忌式行為模式。

　　舊約裡有些禮法，是故意製造和利用禁忌式的心理反應，最明顯的例子是關於「血」的那些禁令：不可吃血及帶血的肉；死刑從遠處用石頭砸或用火燒；婦女在月經時及產後算是不潔的，他人不可接觸……這都是為使人對血養成本能式的懼怕心理，以減少殘暴行為。按創世紀的口氣，這好似是上帝准許人吃肉的交換條件（創九２等）。

　　上述這些措施或禁忌，對減少社會上的暴行當然有些作用，但也不可誇大高估其實際效能。回教接受舊約這些禮法，但是目前世界上最囂張的恐怖主義者，可能是偏激的回教徒。佛教對中國大眾的影響極廣，並主張不可殺生；然而中國過去卻常有因了仇恨而吃人肉喝人血的事件，雖然無法證明這些人是佛教徒。

　　此外，一個習俗或制度是好是壞，不能只想其正面目的，也該知道可能產生什麼反作用。新教有一個派別，耶和華見證人，主張不可以輸血及動手術，顯然是食古不化，也沒有摸到新約反對把禮法僵化的精神。

　　耶穌在安息日治病時，質問死守禮法的人說：「我問你們：安息日是許行善呢？還是許作惡呢？是救命呢？還是喪命呢？」（路六9等）。反對派也有道理：「有六天應當工作……但不可在安息日這一天」 （路十三14）。但是在不能等待的緊急情況呢？

　　在耶穌講的善心的撒瑪黎雅人故事中，司祭及肋未人不肯救助被強盜打傷的旅客，很可能是死守舊約禁忌的效果：舊約禁止碰血，也不許隨便碰屍體（路十25等）。

　　上帝給了人類理性，是為使人更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人該善加運用。把血看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是極健康的心理。但是把上帝保護生命的措施，變成妨害生命的措施，乃是「用羊奶煮羊羔」，是上帝最痛恨的（出三十四26）（註：此文於民國88年6月4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459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