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保祿（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對禮法提出的第二項控訴更加嚴重。他揭發的流弊其實每天都在發生，那就是外在的規範與「本心」衝突，而人沒有勇氣抵抗禮法之壓力，做出違反良知的事情。外在管制越多越專橫的地方，這樣的情事也越多：最悲慘的例子，是國人所謂的「大義滅親」，例如文化大革命時，子女告發父母的歪風。

保祿說：「我所願意的，我偏不作；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作。我若去作我所不願意的，這便是承認法律是善的（使良知向法律投降）……因為照我的內心，我是喜悅天主的法律；可是，我發覺在我的肢體內，另有一條法律．與我理智（即良知）所贊同的法律交戰，並把我擄去，叫我隸屬於那在我肢體內的罪惡的法律」（羅七15等）。這裡描述的，大概是保祿迫害基督徒時的矛盾心理。

這段話確實不易理解。若斷章取義，可以用來支持馬丁路得那種原罪學說，即人性已徹底腐化，信仰也沒有改變人性的能力。但這種解釋既不合保祿的整體思想，也不合羅七的文路。保祿在前面說，罪惡原來是個死的東西，在我身上不起作用；但藉著法律進入我的意識後，便誘我犯罪。在第二段他說：罪惡不只利用法律誘我犯罪，有時還利用法律「強迫」我犯罪。

在這段話裡像在前段話裡一樣，保祿用的是誇大語氣，故用「我」而不用第三人稱，並把偶有情況講成普遍和必然情況：這一切皆是為加深讀者的感受。

最要留意的，是他說的「天主的法律」，不是指梅瑟法律，而是指人內的自然道德意識。而「我肢體內的罪惡的法律」（七23），及「罪惡與死亡的法律」（八2），卻是指一切外在的規範，也包括梅瑟法律。這些規範是靠壓力發揮作用，即靠處罰或準處罰之威脅。受這些規範支配的人，是「因死亡（即處罰）的恐怖，一生當奴隸的人」，不再有獨立的思考和行動能力（希二15；參看迦四9）。這些禮法原是為制止罪惡而產生的，又靠處罰發揮作用，故此是「罪惡與死亡的法律」。受這些禮法支配的人，「是屬血肉的，已被賣給罪惡（的法律）作奴隸」（羅七14）。

這些規範形成一套封閉的邏輯系統或意識形態，以反射方式支配人的行動，個體通常根本不用獨立思考，是一群馴服的動物。保祿在此講的良知清醒的情況，其實並不很多。除非個體親身吃到了嚴重的苦頭，否則不會懷疑這些禮法的合理性。但許多人會很快忘記自己不愉快的經驗，轉臉也利用同樣的法規壓制他人。例如我國古代的媳婦，若反抗婆母的虐待，許多婆母會說：「當初我還不是一樣！」而且所依據的名義越是光明正大，如上帝的權威或國家的利益，所形成的執迷越難醒悟破壞。故此耶穌說:「凡殺害你們的，還以為是盡恭敬天主的義務」，是大功大德（若十六2）。盲目的宗教意識使禮法鞏固，但也使其中不合人道的地方難革除。某些宗教團體常喊的口號是「服從如瞽」。

親身吃到苦頭，是個體覺悟的機會。但大部分人都不認真實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另一些人的行為與禮法衝突時，則只怪自己不爭氣，道性不高，不敢想像法規可能不很合理。無論如何，為能對耶穌推行的個體尊嚴之道德精神起共鳴，對現行之法律制度風俗習慣等某個程度的懷疑，是極重要的心理準備。故此耶穌對當時的道學家們說：「稅吏和娼妓要在你們以先進入天國」（瑪二十一31）。

保祿說：「這樣看來，我這人是以理智去服從天主的法律，而以肉體服從罪惡的法律」（七25）。按這句話與上文（24節）的關係，這是指已經覺悟的基督徒之處世態度。在原則上，基督徒不該是革命志士，而是憑個體之覺悟，逐漸改變自己並影響他人，進而轉化社會風氣，不必與外在的規範正面衝突。然而當軍人的，是否該執行濫殺無辜的命令呢？反抗的後果極其嚴重；而且你不殺，仍會有人去殺。但他也不可忘記：「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瑪五10）。自我犧牲，通常不致違反道德；但若害到他人，則不可輕易推諉責任。第二十四節講的是被害者的處境，所以保祿說「以肉體服從罪惡的法律」時，想的是受害者的立場。（註：此文於民國78年8月27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21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