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耶穌帶徒弟來到一家，家中兩姊妹招待他的方式各異。姊姊瑪爾大忙裡忙外，為這群客人準備飲食；他的妹妹瑪利亞則坐在耶穌面前聽他講話。姊姊向耶穌抱怨說：「先生！我妹妹丟下我一人伺候，你不管嗎？請叫她來幫助我罷！」耶穌反而教訓她說：「瑪爾大！瑪爾大！你為許多事操心忙碌，但必要的不多，甚至只有一種（指食物）。瑪利亞選了較好的一分，是不能從她奪去的」（路十38等）。
在各種古抄本中，後面的話互有出入，但不重要。這段話難懂，關鍵在「必要的實物」與「較好的一分」之間，省略了理念轉折部分，該根據人生經驗補充起來。此外，許多聖經學家跳過人際關係之引發點，只想人神關係；這也容易造成曲解。
耶穌是說：人際關係之建立、維持和加強，主要是靠理念和感情之溝通；實惠之互通有無，如當時的食物，該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可多可少，但也不是毫無意義；感情該落實為具體行動。故耶穌只說瑪利亞選擇了「較好的一分」，不說是「最好的」，更不能說是「完美的」。
無言的實惠之提供，特別是那種成了例行的，被受惠者理解為「關切」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有許多人，雖然得自他人者很多，卻認為自己得到的太少，毫無感激之情，甚而把施恩者視為仇人，恩將仇報。君不見溺愛兒子的父母，只因為一次不肯滿足兒子的願望，而雙雙死在兒子的手中嗎？這都是因了彼此之間的理念溝通不足。生來又瞎又聾的小孩，很難與外界建立順暢的合作關係。
在衝突已經發生時才設法溝通，效果很小；縱然能夠達成協議，付的代價也會很重。人該與他人不停地溝通；合作關係越是密切，越該有順暢的溝通，越該彼此透明。但是透明程度是大是小，則該根據合作之責任範圍加以確定。
耶穌曾說：「你們的話該當是：是就說是，非就說非；其他多餘的，便是出於邪惡」（瑪五37）。但是他也曾說：「你們要機警如同蛇（不可直來直往），單純如同鴿子（不掩掩藏藏）」（瑪十16）。前者是與外人交往之道，後者是對有合作責任者該有的態度。耶穌說的：「不要把聖物給狗……」，也是針對不相關的外人（瑪七6等）。
耶穌公開傳道時也常躲躲藏藏，講話也常吞吞吐吐。但是聽許多道學家的口氣，好似絕對不可說謊；然而他們自己該說實話時，確毫無骨氣，不敢實話實說，縱然謊言破壞到他人的正當權益時也不感到慚愧。公共利益是掩飾偽善的最好藉口。請先看傳統修行家對下述事件之評論：
耶穌被捕時，向他的敵人說：「你們既然找我，就讓這些人（他的徒弟）去罷！」（若十八）。但是伯多祿不甘心耶穌這樣被人逮捕，拔劍抵抗，傷了一人；耶穌令他收起劍來：「因為凡持劍的，必死在劍下。」（瑪廿六52）。而他仍不死心，與若望暗中尾隨，並混進了大司祭的庭院。可惜僕役聽出了他的加里肋亞口音，逼問他：「你也是同那加里肋亞人耶穌一起的。」他詛咒發誓說：「我不認識這個人。」然後他狼狽逃走，「一到了外面，就傷心痛哭起來」（瑪廿六69等）。
許多天主教徒聽過這類濫情主義的論調：他是因為背叛否認了耶穌而痛哭；在以後的歲月中，他每天為此事痛哭一次。真是這樣嗎？但耶穌不願連累他的徒弟；在他要求敵人放走他的徒弟之後，若望解釋說：「這是為應驗他從前所說的話：『你（天主）賜給我的人，其中我沒有喪失一個。』……」（若十八9；參看十七11）。耶穌沒有使任何徒弟因他而喪命。耶穌聽到背後伯多祿講話的聲音，回頭看了他一眼，等於告訴他：「還不快滾蛋！」（路廿二61）。
對敵人，伯多祿沒有說實話的責任；他的謊言對耶穌也沒有實質的傷害。只有破壞到他人的「正當權益」時，說謊才有罪過。在整個事件中如果伯多祿有過錯的話，是他不自量力。但那是因為他愛耶穌心切；他逃出大司祭的庭院後痛哭，是因為他感到為救助耶穌他已無計可施。與早已逃命的其他徒弟相比，誰更可愛呢？
伯多祿痛哭，及出賣耶穌的猶達斯見耶穌被判刑後自殺（瑪廿七3等），都是因了絕望。但是二人的心情仍有很大的差別。伯多祿不感覺有對不起耶穌的地方，最多只怪自己能力不足；所以他沒有完全死心。假如耶穌不是死而復活，說不定為給耶穌復仇，他將來會採暗殺手段。
在整個事件過程中，當然有溝通不良的現象。許多信徒會認為耶穌是全知的。這樣的話，是他事前沒有向徒弟把話完全說清，對猶達斯的自殺他該負起責任。但耶穌也是個人，無論怎樣聰明，也不可能想到事情演變的每個細節。事前他認為徒弟帶兩把劍就夠了（路廿二38）。這是為防敵人偏激愛國派暗殺。他看到來拿他的人有羅馬軍隊，自己不會死得不明不白，才臨時決定不武力抵抗（若十八12等）。
在徒弟方面，更有溝通不良的現象：他們並不把耶穌的話全放在心上。耶穌早就多次告訴他們：他將遇難，並以身殉道。但是就在他被捕的一兩個小時之前，他們仍在爭論：等耶穌當了國王之後，誰的權位最高最大（路廿二24等）。耶穌要推展的救世之道與他們所夢想的格格不入。
講話者的表白能力，及聽話者的理解能力，都受到先備條件之限制。這些條件包括的範圍極廣，不只指正式的語言能力；人過去累積的所有的知識和感受，都影響此刻之溝通。對我你之間此刻的直接溝通而言，那些先備條件皆可視為間接溝通。「養兒方知父母恩」，也是一種間接溝通的功效。
有時直接溝通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不要跟你講話。」精神疾病的集體治療之效能，也是醫生與病人之單獨直接對話不能產生的效能。走到自殺或殺人之絕路的人，大部分相當自我封閉；如果有知心的第三者從旁開釋，便可避免這類悲劇。閱讀也是間接溝通，作者不是我也不是你，但在他內有你也有我。太霸道的人，和自衛自憐心理太強烈的人，都不利於溝通及合作。強暴和欺騙，是破壞溝通及合作的兩大殺手。
社會容許言論自由，是促進溝通及合作的必要方法，但不等於保障扭曲事實和侮辱他人之自由。荀子主張：「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議兵篇）。但是權勢必然有腐化作用；在集權的團體中，當權者很容易被善於奉承阿諛的小人包圍，政令未必合理；下面的人既然不能說出他們的疑問和痛苦，必會採取陽奉陰違和消極抵抗的態度。而積怨在心太深太久，一旦忍無可忍，不滿情緒發作起來，局勢可能再無法收拾。
宗教團體也有同樣的問題。像中央集權的天主教，許多問題不許公開討論，必然形成離心力，使心有不滿的信徒採消極抵抗的態度，產生冷漠和游離現象，使教會之教化作用大打折扣，不易形成全民受命的生動景象。
深層心理學家佛洛依德提到，太早失去父親或母親的小孩，得精神疾病的機率較高（性學三論，一四四頁，意文版）。這是因為在父子及父女關係中，母親有調節功能；在母子及母女關係中，父親也有調節功能。對人格形成有調節功能的還有祖父母等人；再晚便是老師、同學、朋友……。
在我你此刻的直接溝通時，必然有這些人的影子夾在中間。孤兒比較不易有歸屬感和安全感；這是事實，但不是無法補救。補救之道，就是靠那個無所不在、又具體又不具體的「他和她」。關鍵在他是否及早尋求這種救援：「你們找，必要找著」（瑪七7）。
法國哲學家沙特在分析個體人際關係時，認為我與你之間，必然一方是支配者或主體，另一方是被支配者或客體，沒有第三種可能。這是因為他沒有把那個又在場又不在場的「他和她」盤算在內，使我你關係實際不是那樣僵化的主奴模式。
佛洛依德主張，弒父弒母情結，是文化進步的原動力。這是為粉飾美化他自己的弒父情結；他痛恨生為猶太人而在社會上受歧視的血統。戀父戀母固然使人傾向因循保守，但是弒父弒母必然使人不珍惜先人建立的基礎，破壞力太強，不分好的壞的。愛因斯坦能夠發明相對論，不是因為他痛恨牛頓的古典物理學，只是因為感到有所不足。同樣，媚外與排外也都不是健康心理。內向和外向也不健康。
另一位深層心理學家榮格承認，他對耶穌始終不能產生感情，雖然他聲明：他是忠誠的基督徒。而這位父親是牧師的新教教徒，對聖母顯然很感興趣。在他一生的事業中，他得自女性的助力較多，與男性比較不易合作。這是因為在他小時的體驗中，最後得精神疾病的父親，不是值得依賴的人。他與母親的感情較好。（榮格自傳）。但榮格對父親只有冷感，不是正式的反感，不是弒父情結。
第三者與兩造的距離相等，媒介的功能最好。各派基督徒都承認，耶穌是天人之間的橋樑或中保。但是因為傳統教義太強調他的神性，而使他的人性虛化，也使信徒的人性活動之價值不易找到明確的依據。
新教神學家也該重新思考，為培養信徒的健全信仰，耶穌的母親能扮演的角色。對男性有冷感或反感的男女，耶穌的感召不能直接產生功效，須有他身邊的女性接引，無論是聖母，或是罪婦瑪達肋納。精神疾病治療成敗，主要看「移情」過程之成敗（transference），因而男精神醫師與女精神醫師的功能不完全一樣。
佛洛依德又認為，宗教意識是停留在兒童心理狀態的不健康現象。他指的是以聖經為依據的一神論宗教意識。他的偏見是來自以偏蓋全的個人體驗，也是假定弒父情結才是健康現象。但是父親的影子對人不只有抑制作用，不只是累贅，也能有鼓舞作用。至少在近幾百年的歷史中，基督徒社會的創新能力，遠比其他社會強大。天父意識能使人開展視野和關切層面，有助於人格的正常發育。難道只有痛恨父母的人才能有優異表現嗎？
法國哲學家孔德把人類的文化發展史分為三個階段：先是神學階段，然後是形上學階段，最後是實徵主義階段，並主張該把原始思考模式揚棄。這種偏見也是弒父弒母情結的產物。但是沒有根不可能有成長。人與客體固然該有理路溝通，但也須有感情溝通。世界「是怎樣」之實徵知識，單獨不能產生世界及我「該怎樣」之道德意識；後者是願望之產物。若無願望，人類對實徵知識也不會有任何興趣。
但是不尊重「是怎樣」之真理的主觀願望只是幻想，不能使人格及人類長進。在人際溝通時，情緒化的語言也是主觀願望的產物，也不利於溝通。耶穌說：「不可抵抗惡人」，即是不可在氣頭上採取反制行動，先該冷靜下來（瑪五39）。事後你若認為該討回公道，也該採談判手段（瑪十八15等）。保祿在格前十四指出，情緒化語言對人際溝通及人格成長沒有多大益處。歌功頌德也是情緒化語言。
基督徒早期的聚會，就是為了溝通，而不是單向訓導。保祿把聚會時用的語言分為兩類。但他選用的字眼不很容易理解。格林多是個商業大城，居民是來自許多地區，用許多方言。故可以把他說的兩種語言，譯為「方言」（新教譯本），及「先知話或預言」。後者可以理解為當時行政及商務用的希臘語。
行政和商務用的希臘語比較訴諸理性；現代數學及高科技用的符號語言，更是純理性的產物。方言則比較接近本能及直接感受。法國屬地一位非洲神父車禍後失去意識；在甦醒過程中，最初他只能懂小時用的方言，慢慢才恢復用法文的能力。人在情緒激動時，也容易冒出小時習用的語言和肢體語言。
「那說方言的，不是對人，而是對天主說話，因為沒有人聽得懂，他是由於神魂講論奧秘的事」（格前十四2）。保祿又說：「我若以方言之恩祈禱，是我的神魂祈禱，我的理智卻得不到效果」，即不增進我對自己之心情及客體世界之理解（格前十四14）。
在希臘原文中，「方言」與「舌頭」是同一個字（glossa）。保祿說的現象，與現代某些有神秘體驗的天主教徒說的「舌音」非常相似。在這類帶神秘色彩的聚會中，有人會突然暈倒。據他們說，他們的意識完全清醒，只是身體不聽使喚，舌頭不自主地轉動，發出不可理解的聲音。
許多信徒可能把「奧秘的事」，想成「高妙的事」。但在格前十四的上下文中，「預言或先知話」顯然比方言高明，然而講的卻不是奧秘的事，而是誰都能理解的事：「如果眾人（聚會時）都說先知話，即便有不信的人或不通的人進來，他必被眾人說服，也必被眾人所審察（所理解），他心內的隱密事也必會顯露出來；這樣他就必俯首在地朝拜天主，聲稱天主實在是在你們中間」，即承認信徒確實比較高明，比較懂事（十四24等）。純情緒化的方言則使外人不解，以為聚會的信徒是瘋子（23等）。各種小集團用的「行話」，也不利於和外人溝通。
一般所謂的方言，是指較小族群的共同語言。對小孩之教育而言，方言也有先知話或預言之功能；小孩在學校學的都是「預言」，即未來會用到的知識。但是對一個封閉族群整體而言，方言只延續因循其固有之互動模式或意識型態。現在假定在這個封閉族群或集團中，出現了一位先知先覺者，提出一套更好的生活模式，但大家都把先知的話當耳傍風，這時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這就是保祿引用依撒意亞先知的話所說的：「我（天主）要藉說外方話的人和外方人的嘴唇向這百姓說話；雖然這樣，他們還是不聽從我」（十四21；依廿八11）。
當初因了猶太人不聽先知的警告，天主乃使他們喪權辱國，受亞述人的統治和壓迫；這就像不可理喻的小孩，只有棒喝或許能逼他反省。保祿的結論是：先知之前瞻性的理性語言，只用於可理喻的人；對不可理喻的人，天主則改用天災與人禍；但效果極小，不是必然產生覺悟：「雖然這樣，他們還是不聽從我」。佛洛依德指出，對有自戀狂的精神病患者，醫生幫不上忙，只能任他們在自己幻想的小天地中自生自滅。這種人與生來又瞎又聾的小孩沒有什麼差別。
（作者：劉俊餘）
留言列表
聖經今看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