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在《蘇魯支語錄》中，尼采主張精神須經歷三次變化，才能達到成熟境界：「我為你們陳述精神的三種變遷：精神如何變成駱駝，駱駝如何化為獅子，獅子怎樣變為嬰孩」（卷一第一節）。但他接下去說的不是「如何變」，而是「是怎樣」。此外，後人對他的獅子精神最感興趣，無人重視駱駝和嬰孩精神。對志在當人類導師的尼采來說，這是個很可悲的結果。

尼采遭到曲解，也是他自己造成的。首先因為他的眼睛不好，牽涉到歷史事實時，他多次是想當然耳，並未先去查證。他的表達方式也不周密，喜用諷刺和誇張語調。就拿這裡的問題而論，說「變遷」就不正確；那是該同時培養的三種能力。總之尼采是發掘問題的高手，但他的結論幾乎無一可靠；對閱世淺的讀者，只有誤導作用。

尼采認為，自蘇格拉底的理性主義出現後，西方文化一直是個出賣人性的文化，為了逃避人生痛苦，而迷失在各種幻想世界。駱駝代表忍辱負痛的精神，要求人先無條件地接受痛苦之挑戰；人應像耕牛，「喘息地，呻吟地，拉著犁前行」（一卷十二節）。可惜海峽兩岸這一代青年，都沒有駱駝精神，只知享受，不願付任何代價。結果可能是坐吃山空，立吃地陷。

獅子精神主要表現為敢說「我要」，目的是為抵制社會對個體的不合理要求：「他（獅子）將尋其最後的主子，與之為仇，仇其最後底上帝，與天龍爭勝負……這天龍名叫『你當』。但獅子的精神說 『我要』」。

駱駝精神多少意味逆來順受；成了習性之後，很難再有說 「我要」的勇氣。此外，獅子若非同時仍是駱駝，則只能破壞，而且無力自我約束。我國近百年把獅子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帶來的災難則史無前例。

社會對個體的各種約束，當然能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但同時多少都持之有故，含有正面意義。對社會約束原則性地抱敵對態度，為反抗而反抗，是輕狂和自私；死抱定現行禮法的當權者是偶像崇拜。促成極權與無政府主義對峙局勢，雙方都是罪人。為免形成這種殺氣騰騰的局面，雙方都該隨時自我檢討，並設法建立順暢的雙向溝通管道。

就拿二二八事件來說，其暴發原因主要是雙方互不理解，雙方都有過錯。但是罪過最重的是暴民，以及白色恐怖時期為報私仇而誣告者，及濫用職權以自肥者；他們是假手殺人的元兇。而無辜受害者不只有本省人，也有許多外省人，無論是有官職者或是私人。當權者在這事件中當然有錯；但是無論個體或社會當局感到嚴重威脅時，不能希望他冷靜。在槍口對槍口的時候，不殺人就等於被殺。社會愈是不安，無辜受害的人數愈多。

國人極易感情用事，邏輯和分析能力極弱，無法從悲劇中得到真正的教訓，使悲劇一再重演。關於上述事件，許多論述就多次不夠持平持重。政府是否該道歉和賠償問題也是一樣；大家似乎不知道，今天的政府在原則上是今天的全體國民委任的，若要賠償並重新審理所有的案件，這些花費是由今天的納稅人付出。日本向中韓等受害人道歉是有道理的，因為日本全體國民該對祖先做的壞事負責任。鄧小平等便沒有責任向文化大革命之受害人道歉，他們只有責任修改補救過去之弊端。一味慷他人之慨，送順水人情，乃是不負責任。

在西方社會，上帝過去是一切 「你當」的後台老板，即尼采說的天龍：「一切事物的價值在我身輝煌，一切價值已經造成，而一切造成的價值便是我」。這種一面倒的局勢固然曾有助於維持社會秩序，卻不絕對合理。上帝當然關切社會整體之利益，但也關心每一個體之正當權益。真正有宗教意識的人，該尊重上帝之超然立場。壟斷上帝，使他淪為你的幫兇，是凟聖的罪惡。

基督徒向社會功利原理一面倒更不合理，特別是在教會內部。耶穌的使命是保護上帝子女之尊嚴和自由，把主權和責任逐漸還給個體。他當初被社會當局殺害，就是以社會功利原理之名義。在討論謀害耶穌時，大司祭蓋法發表高見說：「你們什麼都不懂，也不想想：叫一個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滅亡，這為你們多麼有利」（若十一50）。偏愛這類原理，等於主張耶穌被殺是罪有應得。

尼采心目中的圓滿境界是嬰孩精神。耶穌也多次提到，為進入天國，人須變成孩童（瑪十八2）。孟子主張「不失赤子之心」。為使人格發育過程平順，人須相信上帝是父親，大地和社會是母親，在恩愛氣氛的包圍中，從本能的天真，走到自覺自律的天真，「隨心所欲，不逾矩」。（註：此文於民國81年4月19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51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