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烏托邦式的想像在意識中出現是自然的，不必刻意尋求或製造。奇蹟以及馬克思的飛躍概念，只指出理想社會有實現之可能性。希望則是在客觀可能性之理念外，再加上意志作用而產生的心情，使人此時此地之行動，多少配合未來之理想遠景。

新約裡之奇蹟本身，就是指向天國或理想社會之實現的。某次群眾議論說：「默西亞 （救世者）來時，難道會行比這人更多的奇蹟嗎？」（若七31）。耶穌確實也要利用奇蹟，證明他就是舊約企望來改造社會的那一位。洗者若翰派徒弟問他是不是默西亞，他不正面回答，只指出他行的奇蹟，正是依撒意亞先知之預言的實現：「瞎子看見，瘸子行走……」（瑪十一；依三十五5）。

按孔孟的見解，人有意識的行動，須同時運用三股能力，即知仁勇三達德。這就是保祿講的信望愛。但是新約把 「知」改為 「信」，把「勇」改為「希望」，正是因為福音精神的重心是實現理想，而不只是應付當前。保祿說，他傳授的「不是今世的智慧，也不是今世將要消滅的有權勢者的智慧」（格前二6）。當前有權勢者，以及所有志得意滿者關心的，是力求維持現狀。

勇敢或希望是使理想目的成為事實的動力，當然是革命哲學該重視的一個課題。新馬克思派哲學家布洛赫，承認新約裡之希望心情的價值：「任何對宗教的人類學批判，都沒有剝奪作為基督教支架的希望，而只是滌除了那些使希望不成其為希望、使希望變成固執的迷信的成份 「（劉小楓，走向十字架的真理，第二冊，二0七頁）

所謂迷信成份，就是與上帝的各種關連。無神論的希望，是只以自然人性及人性中的道義理性為基礎。這觀點與聖經並非全面衝突。天國之實現，不可能不依賴人性中原有的向善力量。上帝創造天地萬物以及人類，不需要當事者之同意及合作；但為實現理想社會，上帝則無能為力，非得每個人覺悟並合作不可。耶穌時代的偏激份子，就是希望舊約預報的那位默西亞，以強制手段實現理想社會。馬克思信徒患的是同樣的幼稚病。

不加培育接引的原始人性，對理想社會之實現的作用很小。對現實不滿之自然感受，首先能激起兩種相反的理想；其中之一是厭世與出世；這是柏拉圖和佛教等的嚮往。許多人對烏托邦式理想，也只限於想想而已，認為自求多福才是上策。至於詐騙偷搶之徒，固然也不滿社會現實，但絕不關心社會的共同利益。

提倡革命的俠義志士，固然希望有個較好的社會，然而加入革命行動的人，許多仍是為了個人的私利，或為報私仇。事實上在中共勢力之發展過程中，至少在農村曾利用各種地痞流氓。此外，縱然假定革命廢除了舊社會在結構上的一些弊端，假定新結構比較合理，仍不等於向理想社會邁進了一步。首先因為不可能有絕對公平合理的社會組織方式，一定有人佔便宜，有人比較吃虧。

但是革命哲學最無力解答的難題，是怎樣把不滿和仇恨激起的破壞力量，轉化為新社會的建設力量。事實上近代的革命都是在這裡觸礁。法國大革命結束為復辟；大陸的革命之後是一串小型革命或鬥爭，根本無心建設。建設就意味自我付出，而革命則志在打擊他人。單靠對理想社會之嚮往心情，不足以使仇恨變為恩愛。急迫正義感對人類造成的傷害，遠甚於天災和野獸。

勒南認為耶穌對政治問題一竅不通：「耶穌之不認識世界的普通情形，這是從他的最可徵信的說教裡每一句話抽繹出來的結論。他覺得大地仍然分為許多互相爭戰的王國……他對於羅馬帝國的威力，毫無正確的觀念……當他談到國王和權力者的時候，他的譬喻裡充滿著許多可愛的謬誤」（耶穌傳，二一頁，商務）。

其實對政治問題太天真的是勒南，而不是耶穌。有時裝傻才是精明。根據舊約保存的兩千年之社會和政治問題資料，再加上當時猶太境內的複雜情況，耶穌已足能構想一套有憑有據的政治和歷史哲學，而不必提羅馬帝國之運作細節。保祿雖然利用他的羅馬公民資格，但講理論問題時也閉口不提羅馬。勒南在前一頁也承認，舊約裡的達尼爾（但以理）先知書的作者，是歷史哲學的真正創造者。

耶穌強調，社會問題的關鍵在個體。用各懷鬼胎的散沙，無法建起美輪美奐的大廈。用工業術語來說，他把問題的重心，從社會結構學轉到材料力學（瑪七24）。自然人性須經過鍛鍊，才成為可用之材。代表忍辱負痛精神的十字架，是走向理想社會的必經之路。因絕望而自殺的屈原毫無建設作用；因急躁而殺人的革命則是反其道而行，使前景更不樂觀。（註：此文於民國81年4月11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50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