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創世紀第三章指出，人選取邪路走出於三類動機：貪求物質利益，貪求虛榮，和貪求權勢。第四章加音殺害弟弟之故事，討論的是貪財之害；第六章等之洪水故事與個人英雄主義問題相關。由此可以想到，第十一章的巴貝耳塔故事，該是關於權勢問題的。

巴貝耳塔指的就是巴比倫帝國，在第十章的族譜中已有影射：「崔士生尼默洛得，他是世上第一個強人……開始建國於巴比倫」（十8）。這故事的靈感是來自巴比倫被波斯滅亡之事件。巴比倫帝國是以高壓手段統治各弱小民族。波斯則採懷柔政策，尊重各弱小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依撒意亞先知把居魯士看為上帝派遣的使者，為使弱小民族重獲自由：「他是我（上帝）的牧人，他要履行我的一切計畫，要吩咐重建耶路撒冷，奠基重建聖殿」（四十四28）。

創十一說：「當時全世界只有一種語言和一樣的話。當人們由東方遷移的時候，在史納爾地方找到了一塊平原，就在那裡住下了。他們彼此說：「來，我們做磚，用火燒透……讓我們建一城一塔，塔頂摩天，好給我們作紀念，免得我們在全地面上分散了。」……上主說：『看，他們都是一個民族，都說一樣的語言。他們如今就開始做這事，以後他們所想做的，就沒有不成功的了。來，我們下去，混亂他們的語言，使他們彼此語言不通。』於是上主將他們分散到全地面，他們遂停止建造那城」。

根據作者關心的問題，「磚」象徵的該是弱小民族，而不是個體；城象徵帝國之統治作用，塔說明極權是侵犯上帝的權利。作者利用語言分歧之自然現象，證明弱小民族各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乃上帝之意願，上帝不喜歡龐大的帝國組織。

聖經作者當時之分離主義是合情合理的。在人類未學得互相尊重之前，最好彼此保持一點距離，以免發生強暴情事。那是上帝的終極政策嗎？新約揭開了新的遠景；在聖神（聖靈，即耶穌的精神）來到第一批信徒身上時，衝破了語言隔閡，顯出各民族精誠合作的時代已經開幕：「看，這些說話的不都是加里肋亞人嗎？怎麼我們聽見他們說我們出生地的方言呢？」（宗二）。

方言之形成，是因為與外界交往太少。過去文化落後的部落，也都是因為與外界沒有或很少接觸。無論個體或群體，與外界接觸的可能結果有兩個：一是學得他人之優長，因而使自己進步；一是受到污染或破壞，嚴重者能遭到滅亡。

與其他動物相比，人類的特色在於能超越自己。但是個體之突破能力非常有限；人類的文化成果是逐漸積累起來的，這要靠學習與傳承，而語言是主要工具。與外界相通固然含有危險，但孤立定然不能進步；而一生不與任何人接觸的，連語言能力都無從發揮，然而龐大族群生活在一起，也不是必然直線進步；古代的巴比倫，埃及和希臘，都有過出類拔萃的表現，但未能在文化方面一直保持領導地位。一個社會的發展潛力是大是小，主要繋於採取的生活態度，或說人生哲學。

舊約早期作品的民族主義意識很強，傾向分離主義。但是猶太人所處的是個敏感地區，不得不與其他文化接觸。在這些不情願的接觸和調適過程中，實際上他們吸收了他人的優長，終於使他們的人生經驗記錄，所謂聖經，能成為以後西方文化發展的寶貴參考資料，和靈感之活泉。聖經思想在外來文化之刺激下的成長過程，無法在此說清；但有個明顯證據，可知聖經文化與其他文化有互動關係，那就是語言的演變；耶穌時代猶太人用的是阿拉美（阿蘭）語，而不是原始的希伯來語。

分離主義和保護主義，畢竟是弱者自衛的反應。語言是保存和傳播文化的工具，也是人類文化活動的第一層成果。一種語言的價值是大是小，在於與文化活動之其他層面的關係。文化是人有意識的面對生活之方式。沒有任何文化已經登峰造極，也沒有任何文化毫無參考價值。

對其他文化的開放態度，也要求對其他語言抱開放態度。聖經之能成為後來西方文化發展的動力，不是靠希伯來文原著，而是靠希臘文譯本；新約作品大部分是用希臘文寫的，因為那是當時的官話。在歐洲，小國民眾學習外語的能力較強，其他活動能力當然也跟看增強，因為他們感到自己有所不足。這正合保祿說的：「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侯」（格後十二10）。自慰和自衛心理太重的個體和社會，故步自封，是沒有前途的。（註：此文於民國80年3月23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97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