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爸爸在獎卿護理之家靜養時,我告訴他交待的事已處理好,他接著說:「我書桌抽屜裡有個鐵盒,裡面是我在羅馬時和家裡通的信。因為信中有不少家人的恩怨,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妳把信都撕毀吧!」

  我不知道他有個鐵盒?只因為是半世紀前的往事,我不想毀滅過去的點點滴滴。所以毫不考慮的回說:「我要保存!」他沒說什麼。那料到劉爸爸很快的結束生命之旅,赴天國的喜筵。

  我花了一天的時間,詳細閱讀從1954年~1965年間,遠離故鄉的劉家長子,和唐山家人的通信記錄。家書執筆者大多是大弟俊龍;後來小弟俊才成為婆婆的代筆人;此外,我還發現公公寫的兩封短信。

  百分之九十的信,都是從唐山到羅馬。當劉爸爸到台南後,和家鄉仍有通信。在兩岸隔絕的時代,我不知信是透過他香港的友人轉信?或是教區有祕密通道?我從信紙背面書寫「請轉交劉若瑟神父」看出。

  信的內容除了談家中瑣事和教區神父動態外,多半是羨慕哥哥到羅馬念書,又可到各處遊歷,宛如活在天堂。而俊餘生前很少談起在義大利的日子,偶而談到在羅馬念書的經驗,似乎苦多於樂,特別是經濟的窘迫,讓他養成不外出的習慣。想到魯汶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卻被上司否決,且逼迫念法律。種種的不順與辛酸,他都往肚中吞。我猜他的家人至今還以為他在羅馬的日子很幸福!

  信裡談到他寄錢回去,想來是他祝聖神父後,利用假日到堂區打工,自己省吃儉用,好不容易攢點錢,才得以回饋父母。我猜一定是家人多次要求支援,不願向義大利教友開口的他,不知如何籌措?錢來得之不易,又豈是不知內情的家人,所能想像的。他生前多次感嘆:「教會希望神職人員全部奉獻,卻從不想神父也該孝順父母!」我想沒有能力回饋父母養育之恩,該是他此生最大的遺憾吧!

  八月底返唐山,我問親友當年俊餘寄什麼東西回唐山,雖然年代久遠,他們還記得很清楚。大外甥女說:「有奶油」,小叔俊才說的較詳細:「有肉罐頭和義大利麵,那麵煮熟後像藥片。」大外甥接著說:「大舅寄食物回唐山,那時正逢大饑荒,很多人餓死。金莉妹妹就是死於饑荒那年。」

  我相信在羅馬讀書的中國神職人員,當時一定知道大陸糧食供應出了問題。也一定知道香港市井小民,忙著往廣州送或寄豬油、鹹肉、食米等食物的訊息,因此除了寄錢還寄類似的食物。

  我沒敢再問他們怎樣熬過饑荒,只是突然懂了,俊餘為何放棄即將拿到的博士學位,毫不留戀的來台灣。因為他到教區工作,有穩定的收入,可就近支援家鄉的親人。誰也沒料到,俊餘民國五十二年返台,民國五十五年文革開始,中共破四舊和剷除宗教的殘酷勝於以往,海外華人怕連累家人,再也不敢和親友連繫。

  我從信中發現文革以前的唐山居民,生活過得不比台灣差,全家人團聚就會到照相館拍全家福,這也是他的老照片中,有幾張家人照片的來源。當我再細讀家書後,發現其實這幾張照片得來不易,因為俊餘從1953年和家人連絡後,一直希望有家人的照片,直到1957年才能如願以償。可見拍照在當年是如何昂貴,而兩家人的家族相片,似乎也只有那幾張!

  公公生病到醫院治療,當時就看出是胰臟癌,還動了手術。我想在民國五十一年的台灣,能開大手術的醫院不多,而一般工人家庭那有能力上醫院治病?俊餘寄回家的錢,像及時雨般正好解決父親的醫藥錢,也算盡了孝道。其次,探親初期見到的醫院,設備極差,看來文革真是浩劫,破壞國家經濟、教育、醫療……讓大陸人民吃盡苦頭。

  一直以為共產黨對宗教極迫害,然而從信中發現神父仍可公開舉行宗教祭典,教友活動也未禁止,甚至連寄往羅馬的信也通行無阻。

  回唐山後,和親人談到此事,才知道寄往羅馬的每封信,都要經過一位教友(我懷疑還是入過修院)的檢查。找熟悉教會制度和術語的教友,來審查教會與羅馬間的通訊,真是很厲害的手段。難怪家書中除了報平安,或談日常生活外,從不觸及現實環境。

  文革開始後,教會變成全民公敵,所有的教堂被沒收,主教、神父、修士、修女被捕,教友被鬥,彌撒及宗教儀式全被禁止。教難直到改革開放才解禁。今天從外表看來,大陸政府似乎鬆綁對宗教的桎梏,實際還是嚴加掌控,那只能意會,不能言談。

  至於家中的恩怨,除了婆媳不和外,可能還有「錢」的疑慮。婆婆與大姑懷疑俊龍A錢,以我對俊餘當時的經濟能力來看,他好不容易擠點油水,只有那點錢,她們以為俊餘賺了大錢,於是冤枉代筆人。我想俊餘不願向家人吐苦水,家人為了區區小錢對薄公堂,該是他終生的痛!往事如煙,或許是他想把家書消除的主因吧!

  在唐山時,我曾和兩個大姪談到俊餘要燒掉家書,問他們是否想要父親生前的手信。我猜他們知道上一代的恩怨,思索片刻後說:「就照大伯的決定燒毀吧!」

  我一直未和俊才談到家書的事,因為那時他算年幼無知,莫名其妙捲入家庭風暴,媽媽要他寫信,他能不寫嗎?讓他掀起塵封已久的往事,說來很不道德,也很殘忍。

迂迴曲折的家書時代

       民國六十八年,俊餘接到由台北董增順神父那兒轉來的郵簡,那是封從澳洲來的。發信人叫劉守禮,俊餘說是唐山人,入白脖子會(聖母昆仲會),後來離會在新加坡教書,早就結婚。

       說來慚愧,我一直沒問俊餘,怎麼認識劉守禮?走過小修院後,我猜他可能比俊餘高一班,因為他和董神父連絡後,寫信到大陸找親友,先找蘇百勤神父,看來他們該是同班。董神父小修院畢業後入遣使會,他該是入了聖母昆仲會,都沒進北京大修院。

       也因為蘇百勤的關係,俊龍和我們連絡上了。那時我們的信都先寄到澳洲,再分寄兩地,一封家書往返可能要幾個月。在俊龍的信中,我們知道唐山大地震,近親中只有他的妻子被大樑打中,當場身亡外,其他的親人都安然無恙。

       讓俊餘傷心的是,他的母親在地震前就過世。「子欲養而親不待」該是他今生的最痛,他卻從未直接提及。而他覺得老年的大姑,很像媽媽,因此為看大姑,他願返唐山。大姑過世後,儘管可直飛北京,他不再返鄉。

       從澳洲轉信轉了好幾年,後來周阿姨移民泰國的女婿周博士,因有美國公民身份,可以在大陸做生意,而他經常往返大陸、香港、台灣。於是他成為一群思鄉人的郵差,大陸親友將信寄到曼谷他家,而他到周阿姨家之前,我們得到通知都會先寫信,交到周阿姨手中,幾天後再到她家拿家書。

       因為周博士會到廣州,可以趁便寄錢,他又多了件工作,幫我們匯款。我們通常每年拿一萬台幣,請他有空才寄。

       開放大陸探親前,先開放與大陸親友通信。雖然當時規定很麻煩,信還不是直接寄往大陸,而是寄到政府指定的信箱,再由官方從香港轉寄,所以家書外還得再穿件外衣,郵票也要雙倍。儘管繁瑣,但不再麻煩周博士,且來往的時間縮短,我們和大陸親友通信很快化暗為明。

       其實這段時間的家書,俊龍多半談家中現況,或是教會的動態。俊餘多次在信中詢問姐姐一家人的消息和地址,俊龍一直沒給答案,好像連俊才家的地址我們也不知道。我猜俊餘的心中有譜,但他卻沒明說。

       直到政府開放探親,我想趁第二年暑假帶兩個孩子去唐山探親,當然想要通知大姑一家人。我突發奇想,為何不寫信給唐山教堂,從蘇神父那兒該拿到大姑家的地址,果然此計奏效。我們和大姐連上線,因而回唐山時,如願見到三家人。俊餘從相片中看到久違的手足,以及他們的家人,他雖無法返鄉,仍感到開心!

探親後的家書

      兩岸可以相互來往後,家書往來的對象多了姐夫和俊才,因此我們對唐山三家人的動態更清楚。最早通信的重點是他們如何辦到香港的手續,因為那時公教人員不能返鄉,俊餘渴望分離四十年的姐弟能相聚。當時大陸一般人家根本沒有電話,往來連絡都靠信件,原希望三人都能到香港,最後只有姐姐和俊龍得到官方批准的出境證。

      儘管姐弟兩人到香港開了眼界,俊餘話不多又擔心姐姐識字不多,萬一有意外,因此將他們往返香港所花的路費及零用錢,全交給俊龍保管,回唐山後再將現金交給大姐。不知大姐聽錯或自以為是,以致她們全家對俊龍有許多誤解。我是外人,在這件事上忍不住埋怨俊餘,為什麼不當面說清楚。如今看到半世紀前的家書,想來俊餘就是說清楚講明白,懷有偏見一方還是不相信。

      令俊餘難過的是俊龍過世後接到的家書,三個兒子為分產的事,鬧得不可開交。俊才是長輩,夾在中間很為難,他寫信說明始末,遠在萬里之外的俊餘又能做什麼!

      我們那時對俊龍有些小抱怨:他患病近一年,為何不在生前先分配好財產?這次返唐山,從姪子的口中才曉得,原來大家瞞著俊龍,沒告訴他得腸癌,他也沒想到自己生命即將結束。沒想到俊餘的離世,比俊龍還匆促,我們都以為他只是營養不良,調養半年就能恢復體力,那想到不到三個月,他就永離我們。

      俊龍過世後兩年,俊才太太得癌症,緊接著是大姐得血癌,那時的家書,看得令人鼻酸。也因此俊餘趁當年暑假返唐山,看望生病的大姐和弟妹。想不到沒過多久,年輕的弟妹抵不過癌細胞的肆虐過世,年長許多的大姐,反而健康的活到2004年。

      我聽很多友人抱怨,兩岸來往後,大陸親人不時寫信來要錢,不是要蓋房子,就是生病缺醫藥費,甚至××結婚。俊餘親人的喜事、喪事都是事後來信告知,他們從未趁機要錢。當我們歲末寄點小錢拜年,他們總在感謝後加上:「我們生活比以前好,而你們的孩子小,需要花錢,以後不要再寄!」

      儘管有了三家的地址,家書寫得最勤的人仍是俊龍;大姐不認字,信都是大姐夫代筆,他偶而梢來一封報告近況的信;小弟俊才就不那麼愛寫信。自從俊龍和姐夫相繼返回天鄉後,從唐山來的家書變成聖誕卡的問候語。俊餘也提不起勁寫家書,因為「無話可談」。

      我想以後很難收到來自唐山的家書,不是因為俊餘的離世,而是親人幾乎人手一機(手機),遇事以電話連絡,寫信在兩岸都成為過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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