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按舊約表面的敘述，以色列人佔領福地之後，並沒有統一的政治組織，也沒有產生政治領袖的法律程序，而是有事發生時，由有能力的人出面處理。這種人被稱為「法官」，天主教譯為「民長」，革新教派譯為「士師」。舊約用「法官」有兩種意義：一是指私人糾紛之裁判，一是指處理種族衝突的人。民長紀用這名詞是按第二種意義；民長是保護以色列人之權益的。

民長紀正文裡記述的，是在實行君主制度之前，四百一十年中十四位英雄人物之事蹟。但是以色列人離開埃及該是在公前一二九Ｏ年前後，而第一位國王執政是在一Ｏ五Ｏ年前後，有些事蹟不可能是這段時期發生的。故有學者主張，某些以色列支族根本未去埃及。

撒慕爾當民長到了晚年，讓兩個兒子繼任。但他們不走正路，民眾要求由「一位君王治理我們，如同各國一樣」（撒上八 5）。撒慕爾極不高興，上帝也不悅：「他們不是拋棄你，而是拋棄我（上帝）作他們的君王」（參看民八23）。不過上帝還是答應了民眾的要求，只警告說，人民將成為國王的奴隸：「到那一天，你們必要因你們所選的君王發出哀號；但那一天，上主也不理你們了」。

不盲目信任政治領袖，是舊約思想家的一貫立場。申命紀說:「你應將上主你的天主所揀選的人立為你的君王」，不可許他養許多馬，有許多妻妾，過於積蓄金銀；他登極後，應把宗教當局保管的法律書，「給他抄寫一本，叫他帶在身邊，一生天天閱讀……如此他可避免對自己的同胞心高氣傲」（十七14等）。

其他民族的君王，一般都有立法權、司法權，及以武力保護國土及國內安寧的權力。以色列的君王始終未有立法權。至於司法權，雖然逐漸從宗教當局手裡爭取了一部分，但直到羅馬統治時代，宗教法庭仍保有一些司法權。設立君王最初的動機，只是帶兵打仗；第一任國王撒烏耳沒有用過司法權。

古代打仗之前，先舉行宗教儀式，為安定鼓舞軍心。某次打仗之前，因為撒慕爾未在約定時間到達，主持宗教儀式，軍民的信心開始動搖；撤烏耳國王等得心急，乃自己主禮舉行了祭祀。撒慕爾趕到後對國王說：「你作的真糊塗！假使你遵守了上主你的天主吩咐的命令，上主必鞏固你在以色列的王位直到永遠。但現在你的王位已立不住了」（撒上十三13）。

這是歷史上最早的反政教合一，及反極權的宣言，意義非常重大。但撒慕爾並未設法推翻撒烏耳。後來王權落到達味（大衛）家族手裡，也不是靠宗教當局的力量，而是因了達味自己造成的聲望，又正好在一次戰爭中，撤烏耳和三個兒子一起陣亡（撒上三十一）。

宗教成個獨立的勢力，對政治當局自然有點礙手礙腳，野心大的政客都不高興。這裡且不管分權制度對人民的利益，其實有組織的宗教對政權也有穩定作用。以色列人分為南北兩國後，北國當局一直設法推展異教，為分散正統宗教的勢力，但卻經常發生政變，政權多次易手。南國當局也不是絕對忠於正統宗教，但比北國較好。達味家族反而能保住王位，直到被巴比倫滅亡。這是因為一神論宗教自然珍愛宇宙秩序，崇尚理性，排斥衝動和取巧，若說有弱點的話，就是趨向保守，易於把社會之現實秩序看為天經地義。

耶穌表明了政教各自獨立的原則，也不正面談論政治。但是天主教在羅馬帝國成了合法組織後，逐漸變成了政治當局之附庸。宗教會議而由皇帝下令召開，苗頭已經不對。政治當局關心的是社會秩序，教會的主要任務則是安頓個體的身心。宗教問題方面有了歧見，為何急於規定樣版答案呢？為揭明基本宗教真理，上帝不知籌備了多少萬年，教會為何不能等呢？不同的意見並不是強制可以消除的；而且高壓必然杜塞溝通管道，使大家離心離德。教會幾次大分裂，就是偏愛樣版和紀律所付的代價。

在黑暗時代，西方政治結構瓦解，教會暫時代理了政權。但在社會逐漸恢復了秩序之後，教會又不願交還代理權了，干預政治太多。最初由政客對「教權」發動的攻擊（anticlericalism），終於演變成了「反宗教」運動。我們的留學生正好趕上，吸收這套所謂最進步的思想。到了這個世紀，教會不再對政治當局構成威脅，西方才又逐漸以客視冷靜的心情，討論宗教問題。

一面倒和無政府狀態的社會是最不幸的。個體與群體的利益能有衝突；這衝突該以商談方式尋求合理的協調，而教會該站在個體或弱者一方。宗教與政治保持一點張力，是社會健康的現象，雖然原則上雙方該盡量謀求互補互助，互相尊重。（註：此文於民國80年6月29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10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