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猶太人並不是個血統單純的民族。他們離開埃及時，「同他們一起走的，還有許多外族人」（出十二38）。此外，許多學者懷疑，猶大支族可能根本未曾移居埃及，而是一直住在白冷一帶，並與當地人通婚（創三十八）。

創世紀從第十二章開始，講的是以色列家族在異族的包圍中求生存的經過；他們這時一直設法保持和氣致祥的低姿態，與新約精神非常接近。但是在埃及居留四百三十年後，他們成了一個「民族」，與外族的關係就複雜了，有時表現的態度非常野蠻慘酷，仇恨心理很重。但要知道，舊約的作家或思想家，在原則上都不主張輕易訴諸武力。請看記述最早之戰爭的出谷紀（出埃及記），及最後一部記述戰爭的瑪加伯書上下卷，是怎樣評估戰爭的價值。

按出谷紀表面的敘述，以色列人為擺脫在埃及的奴隸處境，沒有動用武力，全是靠上帝的直接措施。從梅瑟使牧杖變成蛇，到埃及遭到的十個災雜，全部過程就好像一串「法術比寮」（七至十二章）。但是另一方面那裡又說：「以色列子民都武裝著離開了埃及」（十三18）。什麼時候武裝的呢？不用武力為什麼要武裝呢？所以該猜想埃及人長子被殺，是以色列暗殺隊的傑作。

出谷紀又說：以色列人動身前，「向埃及人要求金銀之物和衣服。上主使百姓在埃及人眼中蒙恩，給了他們所要求的」（十二35）。這事也不能排除搶奪手段。作者不講明事實之全部真相的動機可想而知，他不願一般讀者崇尚暴力。作者強調，只要大家忠於上帝，他自有辦法使以色列脫離各種困境。這是舊約一再強調的信念。但是作者也給聰明的讀者留下了一些真相線索，因為聰明人通常不致濫用暴力。

瑪加伯書上下兩冊，屬於不同的作者，記述的都是公前第二世紀的事情。那時小亞細亞的希臘王朝對猶太人施加壓力，瑪加伯家幾個弟兄發動游擊戰爭，最後民族得到自由。兩位作者的觀點不同，但對戰爭的評價卻很相似。

伯上比較同情抗戰英雄；但他也直言不諱，以色列重獲自由不是因為抗戰勝利，而是希臘王朝內部崩潰的結果。伯下的作者是僑民，故不把愛國心與宗教信仰混為一談；他認為左右歷史變遷的是上帝而不是人，多次提到事情的轉機是靠大眾的禱告和上帝的直接干預。在他眼中，殉道者此戰士值得敬佩，並提到內身復活之信念，使眼前的得失成了非常相對的。

在舊約的歷史中，猶太人以武力抵抗巴比倫慘敗的教訓，可能最值得引以為鑑。弱者不自量力，反抗強權，只能使自己的處境每下愈況。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被羅馬夷為平地，也是猶太偏激愛國英雄惹的禍。

只要有點歷史知識的人，對戰爭的價值不能不抱懷疑態度。耶穌說：「一個國王要去同別的國王交戰，那有不先坐下運籌一下，能否以一萬人，去抵抗那領著兩萬人來攻打他的呢？如果不能，就得趁那國王離得尚遠的時侯，派遣使節去求和平的條款」（路十四28）。他又說：「凡持劍的，必死在劍下」（瑪二十六52）。

在以色列人佔領福地的過程中，與原住民一定曾發生衝突。關於這段歷史的傳說後來成了文字記載，幾經修訂，使成了若蘇厄書和民長紀（士師記）。學者大都認為這過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漸的滲透；所以那些戰爭都是區域性的。此外，以色列人對某些敵人的慘酷手段，不可用現代人的標準衡量，該知道那時代的習慣。荷馬史詩伊里亞特是很好的參考資料，事情發生的年代也是公前十二世紀左右。

對基督徒的信仰來說，若蘇厄等書記述的戰爭經過，難題主要不在於對敵人手段野蠻，而在於當事者或聖經作家認為那是上帝主使的，民族英雄是上帝的工具：「上主的僕人梅瑟死了以後，上主對農的兒子，梅瑟的侍從若蘇厄說……」  （蘇一1）。

聖經中的這類表達方式，不等於保證那人的所做所為都合情合理。以色列的敵人和壞人也是上帝的工具：「上主對以色列大發忿怒，把他們交在強盜手中……他們無論去那裡，上主的手總是加害他們」（民二14）。就連聖經作者以及先知，也不是上帝的完美影像；因為只有基督「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天主樂意叫整個的圓滿居在他內」（哥一15至20）。

舊約有價值，因為是新約的文化背景，使信徒看出人類之精神發育的摸索過程；那也是每人大致須經歷的過程。成熟的信徒，「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斐二5）。偏愛舊約，宗教熱誠極易變成偏激，受仇恨心理支配而不自覺。（註：此文於民國80年6月24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09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