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每一種人生觀，都是由兩層意識構成的：一是關於客觀事實的意識，一是關於理想的意識。前者該盡量以正確客觀的知識為基礎。後者主要靠個人的抉擇，是信以為然。理想雖然不一定毫無客觀依據，但永遠不能完全變成客觀知識，否則便不再是理想。到了天堂，信德再無用武之地。然而在現實人生中，卻是理想之認定和取捨，決定每人的生活態度。固然，我們並非一舉一動都想到終極理想；但長期下來，終極理想對一個社會或民族的影響卻相當明顯，極深極廣。  

肉身復活是屬終極理想之認定的問題。這個立場，與柏拉圖派（及佛教）的靈魂學說正好是對立的。他們認為靈魂從永遠就存在，原來像神一樣，目前在肉體內是墮落現象；只在擺脫了肉體之後，人才能恢復本來面貌，得到圓滿的幸福。這是對現世生活絕望的人想出的學說；而認真相信這類學說的人，本該無心於現世的任何建樹；但在本能的壓力下，不得不勉強從事一些維持現實生命的活動。

猶太人從最早的祖先亞巴郎開始，經過逃離埃及事件，到先知的宣講（特別是流亡時代的先知），一直相信將來會更好。他們的肉身復活主張成熟的時代，正好是他們被希臘文化包圍的時代（公前第五世紀以後）；那也許正是為了抵抗希臘的靈魂學說。他們感到希臘學說，不合他們傳統的歷史觀和人生觀。

聖經反對希臘靈魂學說最早的章句，大概是創世紀第二章造人的敘述。無論如何，聖保祿在格前十五45，是根據創世紀來反對希臘思想。他從兩個角度討論肉身復活問題。先是從善惡之報應的觀點：如果肉身將來不復活，我們努力行善避惡的人，「就是眾人最可憐的了。」在這層思路中，聖經與希臘思想之衝突不很尖銳，因為只要相信靈魂不朽，便足以安頓他在此關切的報應問題，滿足正義感之要求。

從35節起，保祿解釋肉身怎麼能夠復活。這段話的細節雖不很好懂，大體精神卻相當清楚。他利用「種子」和「蛻變」兩個觀念，指出人生是個「發育」過程，先有不完美的，後有完美的。肉體不只是橋梁或工具，用完了可以丟棄。因為圓滿境界或天國是在這個世界中實現，在肉體中實現：最後一代的人，不經歷死亡，直接進入新天新地。死亡不是理所當然的現象。發育過程不是為從物質因素中，「提煉」出精神因素，而是為使天主成為「一切中的一切」。

在所謂「宗徒信經」的十二條目中，與肉身復活相關的可以說佔了四分之一，可見這問題受早期信徒重視的程度。一條是關於耶穌復活，一條關於大眾的復活；最後一條所謂的「永生」，是指整個人的永生。不過基督徒追求長生不老的方法與道家不同。道家是用巫術性的方法；基督徒的方法完全是道德性的，即在於將個人的建樹能力發揮到極致，逐漸改進大家的共同處境：「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正義」。新約也講克苦和犧牲，但不是因為看不起現世利益，而是因為沈溺於眼前的享受，會妨害人的建樹能力，並易破壞到他人的權益。

肉身復活之信仰，乃是聖經之入世精神的一根台柱，使人不致「魂不守舍」，陷入移民主義。厭世和出世精神對現世人生不只沒有建樹能力，而且有破壞作用，並使道德意識麻木。如果現世生命不值得愛惜，殺人便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罪惡；有時還可以算是一件功德，助人解脫現世的痛苦。生命既不值得尊重，現世還有什麼值得尊重？整個道德系統必因而瓦解。研究古希臘文化的人都知道，希臘人有錯誤感，而無罪惡感。因了估計失誤，而未達到所企望的目的，產生的是錯誤感。罪惡感則是因為破壞了他人之權益而感到不忍與不安。現代國人的罪惡感就非常薄弱。

有人可能會說，如果大家都不重視現世利益，就不會你爭我奪，爾虞我詐，而將形成一個和諧禮讓的社會。其實這是個非常不切實際的幻想，志節高尚的人都退出了社會，貪得無厭的人正好得勢，為所欲為，只求不勞而獲。事實上，落後地區欺詐偷搶等現象比較嚴重。就社會整體而論，貧窮與罪惡是惡性循環現象，而道德與寬裕互為因果。沒有良好的道德與人和條件，縱然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也難解除貧窮的威脅，如南美與中國大陸。不珍惜自己的權益，也不會尊重他人的權益；錢來的容易，去的也容易。   

初期基督徒對福音精神與希臘精神之差別非常敏感，後來就漸漸模糊不清了。教會許多傳統的想法和論調，實際是來自希臘個人主義的出世精神，例如要理問答上說，信教是為「救自己的靈魂」。按福音精神本該說：「信教是為安身立命」。至於肉身復活之信仰，現在反而成了可有可無的點綴。法國名神學家但尼路樞機居然說：「有關肉身不死的神話是可笑的。」（王敬弘譯，開天闢地，光啟，四十四頁）然則肉身復活又怎樣？不也可笑嗎？豈不知，向死亡讓步，等於是向破壞生命的力量讓步，也就是向罪惡讓步。

但尼路果然也說，罪惡「並非出自人的意志，或可由人的意志來改正它」（40頁）。那就坐以待斃吧！（此文於民國78年3月26日於善導週刊發表。）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