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保祿（保羅）要破除的，是控制猶太社會之道德意識的禮法意識形態。但這種意識形態，是在梅瑟（摩西）頒訂的那套法律制度之基礎上形成的，所以他須分析這套禮法本身究竟有什麼價值。他在羅馬書中用了兩個論據，指出為使人成為上帝所要求的那種好人，梅瑟法律不是必要的，甚而根本沒有什麼作用。至於社會是否需要禮法，不是同一個層面的問題。

        第一個論證。梅瑟法律是猶太人獨有的生活規範。然而上帝是全人類的上帝，他也該給其他民族能成為好人的方法。所以為能成個好人，梅瑟法律不是必要的方法和指南：「難道天主只是猶太人的天主嗎？不也是外邦人的天主嗎？是的，也是外邦人的天主，因為天主只有一個」（羅三 29）。

接下來他說，無論猶太人或外邦人，都是靠「信仰」而成為好人，與梅瑟法律毫無關係。至於信仰怎樣使人成為好人，留在後面討論。保祿也有一種淺顯易懂的講法：「幾時沒有法律的外邦人，順著本性去行法律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法律，但自己對自己就是法律。如此證明了法律的精華已刻在他們的心上，他們的良心也為此作證，因為他們的思想有時在控告（如果自己行為不當），有時在辯護（行為正當，但不為外人所諒解）」（羅二14）。

良知是人生之指南，至於一人實際是不是善人，以及好到什麼程度，則看他的實際表現。保祿說：「到那一天他（上帝）要照每人的行為予以報應：凡恆心行善，尋求真榮、尊貴和不朽的人，賜以永生；凡固執於惡，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義的人，報以忿怒和憤恨。患難和痛苦必加於一切作惡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光榮、尊貴以及平安，必加給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因為天主決不顧情面」（羅二6等）。就整體效果而論，保祿不承認由梅瑟法律教育出來的猶太民眾，比其他民族的表現好（羅三 9）。

第二個論證。保祿拿猶太人的祖先亞巴郎（亞伯拉罕）當證據。在那個時代，還沒有梅瑟法律；所以他之能成為善人，不是靠禮法。是靠什麼呢？靠信仰：「亞巴郎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為他的正義」（羅四8）。

在原罪學說錯誤的大前提下，保祿所謂的「信仰」，自然遭到曲解。上面「算為他的正義」這句話，馬丁路得解釋為「其實他不是善人」。他主張原罪已使人性徹底腐化，信仰並沒有改善人性的作用；只不過上帝看在耶穌的面上，不按客觀的正義標準審判信徒，裝作看不見他的罪惡。所謂「信仰」，主要是指對耶穌的信賴之情，不在於對耶穌之精神的領悟和投入。

保祿的某些字句，固然能使人有此錯覺，但那種解釋絕對不合保祿的原意。信仰該使人變成真正的善人。羅馬書從十二章起，講的便是信徒該怎樣處世為人：「你們不可與此世同化，反而應以更新的心思變化自己，為使你們能辨別什麼是天主的旨意，什麼是善事，什麼是悅樂天主的事，什麼是完美的事」（羅十二2等）。

天主教主張人性並未被原罪徹底腐化，只是傷了元氣，使人無力行善避惡，有待上天的特殊助力。而上天之助力，所謂「聖寵」，完全掌握在上帝手裡，信徒獲取聖寵的方法，是靠禱告及其他宗教儀式。此外，天主教雖然承認非信徒有行善能力，但主張那種善行對升天堂沒有作用，不算「業績」。而且信徒若為愛人而愛人，也不如為愛上帝而愛人的價值高。所以無論天主教或革命教派，都使信徒忽視每一善行之「本位意義」，把重心轉到他處。

保祿用「信仰」這個名詞，指的其實是與禮法原則對立的一種人生指南。按客體意義，是指耶穌的精神，及他提出的處世為人之道，即若望（約翰）福音所謂的「真理」。按主體意義，即所謂「信德」，是指對耶穌之精神的認同與自我投入之決心；故說：「誰若沒有基督的聖神（或聖靈，即精神），誰就不屬於基督」，雖然表面是信徒（羅八9）。這精神是人性中原來就有的，耶穌只代表這精神之最高程度的自覺，及最熱誠的自我投入。耶穌的角色主要是見證：「我是君王，我為此而生，我也為此而來到世界上，為給真理作證。凡屬於真理的，必聽從我的聲音」（若十八37）。

接受耶穌的見證，只是使不自覺的自然信仰，變成自覺的信仰：「福音啟示了天主所施行的正義（標準），這正義是源於（自然的）信仰，又歸於（自覺的）信仰」（羅一17）。信仰有個發育過程。如果你的自然信仰窒息了，對耶穌之號召便難起共鳴。但無論自覺程度是深是淺，只要行為合於耶穌的精神，在上帝眼中就是善人，「因為天主決不顧情面」（羅二11）。（註：此文於民國78年8月5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 18 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