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構想一個證據十足的學說，須有豐富的學識，及靈活敏銳的思考能力。幻想病患者最擅長大膽假設，但也最不會小心求證。但是評估一個學說的好壞，就容易多了。許多人不是藝術家，卻多少看得出哪部作品較好，哪部作品較差。大學教授雖然不是十項全能，但對與其專業相關的問題，總該有點批判能力。然而我國有些所謂學者，不管在哪裡看到了多麼荒唐的假設，都敢拿到國內賣弄。問題何在呢？與在其他領域行不由徑，和取巧走險的人，有何不同呢？

國內有人斷章取義，主張新約的博愛精神是保祿的發明，而耶穌是偏激排外的民族主義者。信徒都知道這只不過是愚人的狂想。不過保祿確實有點神秘。他強調他親眼見過耶穌，他傳的福音是直接得自耶穌。何時何地呢？他沒有說明。有人可能想他指的是大馬士革路上那件事情。但按宗徒大事錄（使徒行傳）說的，他當時似乎只聽到聲音，未見到人（九4）。

一般信徒太高估上帝或耶穌之神秘直接的灌輸作用；這是毫無根據的幻想。耶穌自己也不是一切瞭如指掌，也得經常禱告，即與上帝溝通，與自己溝通。保祿去阿剌伯，可能是解答上述問題的關鍵（迦一17）。他相當聰明，學歷又好，為 「理解」福音不是難事。不過他對福音那股狂熱，仍然不易解釋。

耶穌傳道時的聽眾是老百姓，不是哲學家，故他多用具體語言，很少講廣泛原理。但在處理具體問題之方式的背後，假定有些原理。例如瑪竇福音山中講詞有關人對他人之義務的六個事項（五21至48），按公平交易原理就講不通，而須透過恩愛原理去懂，也就是付出的多於得到的或所企望的。保祿的貢獻，主要在於利用法理與情理之對比，把具體語言背後的原理突顯出來（見拙文「保祿論情理與法理」，高雄師大學報一期）。

論到保祿的博愛或大同主義，可能有人誤想他是不識時務的理想主義者。「凡是領了洗歸於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迦三8）。但這只是最後理想目標，在具體行動時，他採用的是行遠自邇的漸進策略；故他尊重政治當局的權力，讓逃跑的奴隸再回到主人那裡，要求女人在集會時蒙頭，不許她們發言；這都是與現實妥協。至論向非猶太人傳教，他們不必守猶太禮法等觀念，也不是保祿先想到的，只是他態度積極（宗八，十等）。

耶穌當然知道上帝是全人類的天父，他的救世使命是世界性的：「我還有別的羊，還不屬於這一棧，我也該把他們引來」（若十16）。在治好羅馬軍隊一位小隊長的僕人時他說：「我給你們說：將有許多人從東方和西方來，同亞巴郎……在天國裡一起坐席；本國的子民（猶太人），反要被驅逐到外邊黑暗裡；那裡要有哀號和切齒」（瑪八5等）。

但是耶穌堅持，猶太人有權利「先」聽到全部福音。他向一撒瑪黎雅婦人說：「你們朝拜你們所不認識的，我們朝拜我們所認識的，因為救恩是出自猶太人」（若四22）。這不只是基於實用動機，還有更深遠的理由。假如耶穌是生在西伯利亞，世界上不會有新約這套東西出現；為在那種文化背景中，無法感到新約所感到的問題，也無法襯托出福音精神的特色。舊約是新約必要的陪襯，縱然是對現代信徒而言。

在耶穌時代，猶太的偏激愛國恐怖分子非常活躍，勢力很大：「由洗者若翰的日子直到如今，天國（理想社會）是以暴力奪取的，訴諸暴力的人，就攫取了它」（瑪十一12）。在中日戰爭時神父能向國人直言「你們當愛日本人」嗎？恐怕兩天內就遭暗殺。耶穌不能給這些人留任何把柄。為指非猶太人，保祿也用「希臘人」而不提羅馬人。耶穌傳道時，徒弟們似乎常帶刀劍，以防遭偏激分子暗襲（若十八10；路二十二38）。耶穌雖然早就準備以身殉道，但他絕不要因漢奸之罪名而死；否則也會使後人對福音精神產生誤解。

由此可知，耶穌派徒弟去實習傳道時，為何特意叮嚀不可去非猶太人地區：「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去；撒瑪黎雅人的城，你們不要進」（瑪十5）。福音之架構建好後，耶穌就不避嫌了:「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猶太和撤瑪黎雅，並直到地極，為我作證人」（宗一8）。

只要有小學程度的人，把新約只閱讀一次，也不會想耶穌是偏激的民族主義者。但若一人不知自愛，信口雌黃，縱然有博士學位，也會顯出其小丑的本色。（註：此文於民國80年9月28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24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