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自耶穌死後，一直有人討論誰是殺害他的真兇。

        確定參與其事者每人該負多少責任，雖然不是毫無意義，但是新約提出的整體觀點，可能更為重要；然而卻未受到重視，或遭到曲解。新約認為，耶穌活不下去，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反映整個社會之道德意識的腐敗情形。正如大陸淪陷，或文化大革命；那不只是某幾個人的罪過造成的，大家多少都有責任。俄國是共產世界的大師兄，但折磨人的花招遠遜於中共，因為兩國之固有道德基礎不同。

        若望（或約翰）福音記述耶穌的話說：「我去（即我死）為你們有益，因為我若不去，護慰者（指聖神或聖靈，亦即耶穌的精神）便不會到你們這裏來；我若去了，就要派遣他到你們這裏來」（十六7）。耶穌在世時，徒弟們只記一些耶穌的言論。但那是外在的東西，並未被徒弟吸取消化並變成自己的精神，未變成耶穌所謂的「生命力之活泉」（若四14）。

按著耶穌說：「當他來到時，就要指證世界關於罪惡、正義和審判所犯的錯誤」（十六8）。信徒有了耶穌的精神，便會發覺世界的過錯。這裡所列的三項，是同一個事情的三個層面。

「關於罪惡，因為他們沒有信從我」（十六10）。這是問題的關鍵，是關於是非善惡之標準，是價值觀問題。大家對科技方面的觀念，容易保持中立和客觀的態度，容易接受新的觀點，因為只牽涉到外表的行動。但人生觀和價值觀，牽涉到整個人格之結構，自然心理比較固執，不易接納新的觀點。故耶穌說：「沒有人喝著陳酒，願意喝新酒的，因為他說，還是陳的好」（路五39）。但價值觀錯誤，自然產生錯誤的行動。後面兩項的順序，似乎該調動如下。

「關於審判，因為這世界的首領已被判斷了」（十六11）。若望用「世界的首領」，多次指現實的當權者，即惡勢力或魔鬼。但耶穌是世界的「當然首領」；他來到世界，是「到了自己的領域」（一11）。此處的「世界首領」似乎該指耶穌，因為其他兩項都是以耶穌為重心。所以這句是說，「耶穌已被判為罪人」。

「關於正義，因為我往父那裡去，而你們再見不到我」（十六10）。這是說耶穌將被世界剷除，將受死刑。耶穌的死亡使信徒猛醒，使他們更深刻感到世界腐敗的程度。若望說「世界」，而不說「猶太社會」，是為使耶穌之死亡具有普遍意義。事實也是如此。毫不與罪惡妥協的人，縱然是生活在現代最開明的社會，也會被人殺害，只是死亡的方式能有所不同。

保祿根據他為維護猶太道統，而迫害基督徒時的心理，分析耶穌與猶太道德意識衝突之關鍵因素，認為是猶太人的法理形式主義，或說禮教意識形態。他簡稱之為「法律」或 「律法」。他用這名詞，不只指正式的法律條文，也包括風俗習慣，即一切外在的行為規範。

法律與政治屬於同一個價值體系。管理群體的事是政治，法律是以群體利益為指南的個體行動之規範。在這個價值系統內，個體沒有獨立的存在價值，只是社會的一個零件。而法律主要是消極性的限制；不可這樣、不可那樣。那是奴隸制度；用柏格森（Bergson）的術語來說，那是靠壓力推動的「封閉道德」。在法律面前，個體沒有自尊可言；只要有一個行為違法，便是罪犯（雅二10）。

法律自然趨向形式化和僵化。猶太人又相信，他們那套禮法，是上帝頒訂的，故權威性更高、壓力更重。除了舊約原有的法律條文外，後代道學家又加上了許多引伸。這些繁文縟節，壓得人喘不過氣來。伯多祿說，法律是「連我們的祖先和我們自己都不能負荷的軛」（宗十五9）。因而產生陽奉陰違的偽善苟且精神。陽奉是壓制他人的手段，陰違為追求自己的利益。

保祿認為，耶穌一生行動之目的和意義，是使個體得到解放或「救贖」，恢復上帝子女之尊嚴和自由，成為真正自主和自律的人，並以恩愛精神，重新建立合理的人際關係。在法律的管制下，大家都是奴隸。耶穌「取了奴隸的形體」（斐二7），生於「法律之下，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贖出來」（迦四4）。他「帶著罪惡肉身（即罪犯）的形狀，當作贖罪祭品，在這肉身上定了罪惡（之法律）的罪案」（羅八3）。

耶穌的死亡，使信徒看清禮教道德精神之虛偽，不再受其迷惑；他「塗抹了那相反我們，告發我們對誡命負債的債卷，把它從中除去，將它釘在十字架上；解除了率領者及掌權者的武裝，把他們公然示眾，仗賴十字架，帶著他們舉行凱旋的儀式」（哥二14）。十字架使信徒獲得精神解放。外在的行為規模和權威，不再有道德價值和宗教意義：那只是暫時的群體妥協方式，誰是真正的好人壞人，該另有標準。（註：此文於民國78年6月30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 15 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