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新約裡的四部「福音」，是四篇耶穌傳記。按其中所載，耶穌與當時的道學家發生爭執，常是關於法律或禮法問題。

　　當時流行的道德精神，是法律形式主義，即一舉一動，只問是否合於傳統的禮法，既不顧人情，也不管合法行為之實際效果，只要行為合法便是好人；道德與禮法是一事，禮法之外沒有道德。若只看耶穌某些言論的字面意義，他對這個問題的立場似乎有矛盾之處。其實在他各種不同態度的背後，可以看出一些原則。

對衛生方面的禮法，耶穌的態度非常放任，好似要故意破壞。他與人爭論這類問題時，不就事論事，爭執這些禮法有無意義，而把問題的重心放在他處。他認為法規如果太多，會分散注意力，使人容易本末倒置，避重就輕的忽視比較重要的義務：「這樣你們便為了你們所傳授的遺教，廢棄了天主的話」（谷七13）。另一處說：「你們濾出蚊蚋，卻吞了駱駝」（瑪二十三23）。

他處理禁食問題時，也是認為禁食沒有意義，但為了與若翰的門徒及法利塞人畫清界限，他說：「……也沒有人將新酒裝在舊瓶，未漂過的布補在舊衣服上……」（瑪九16）。食物方面的禁忌，也屬這組問題（谷七19）。耶穌的原則，可以稱為重點主義。

耶穌承認安息日制度有意義，但他提出的革命性原理。使一切相關法規的價值成了相對的：「安息日為人立的，並不是人為了安息日」（谷二27）。這個原理，不只適用於安息日一事，而適用於一切純宗教性的義務。許多有宗教意識的人，會覺得人對神的義務最重要。耶穌卻主張，人對他人的義務該排在第一位：「你若在祭壇前，要獻你的禮物時，在那裡想起你的弟兄有什麼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禮物留在那裡，留在祭壇前，先去與你的弟兄和好，然後再來獻你的禮物」（瑪五23）。他又說：「我喜歡仁愛勝過祭獻」（瑪十二 7）。

因為耶穌清除了這些煩瑣禮法的約束，故他可以說：「凡勞苦的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你們背起我的軛，跟我學罷！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這樣你們必要找得你們生命的安頓，因為我的軸是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瑪十一28）。這位新神不擺主人架子，使信徒當奴隸：「人子（耶穌自稱）來不是為受服事，而是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瑪二十28）。

然而在另一方面，人的責任卻加重了：「我來不是為廢除，而是為成全（法律）……除非你們的義德超過經師和法利塞人的義德。你們決進不了天國」（瑪五17等）。不過要注意，這些話只適用於人對他人的義務，也就是緊接著提出的那些事項：尊重他人的生命身體及名譽，尊重家庭制度，守信用，不可爭執，尊重仇人及壞人的權益等。

無論放鬆或加重，對死板的守法精神都有破壞作用。但耶穌與道學家爭論時，盡量避免與梅瑟（摩西）的權威正面衝突。這可以說是戰略上的技巧問題。正面反對梅瑟，便難取得猶太大眾的信任。在上面提到的那篇言論中，所謂「你們一向聽過給古人說如何如何」，其實都是舊約裡的條文，而他故意不用「梅瑟說」或「法律上說」等表達方式，正是為避免與舊約的權威正面衝突。論到休妻問題，他說：「梅瑟為了你們的心硬，才准許你們休妻；但起初並不是這樣」（瑪十九8）。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某些外在的行為規範，對道德人格之培養根本沒有關係；而關於人對他人之義務的法律規範，又是群體生活的妥協方式，是最低程度的道德要求。重視前者是浪費精力；盲從後者使人產生假安全感，產生錯覺，以為自己循規蹈矩就是好人。故此保祿說：「凡是依恃遵行法律的，都應受咒罵」，是不幸的（迦三10）。

但是耶穌反對墨守成規的目的，並非要以一套新禮法，取代舊有的禮法。因為只要是法律和外表規範，必然是形式化的、表面化的、呆板的。瑪竇第五章那些「我卻對你們說」，顯然有誇大語氣，不可視為法律條文；那是為強調出基督徒該有的特殊精神。簡而言之，正如耶穌使宗教與政治分家，他也要求道德與一切外表的行為規範畫清界限，無論那是正式的法律，或是風俗習慣。從這個角度看，基督教義不是文化，而是使文化不斷革新的一種精神情態，不受任何時空條件的限制：「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應當以真理以心神去朝拜他」（若四23）。（註：此文於民國78年7月15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 14 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