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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人性時,沙特一直偏重人超越現實的能力。他的第一篇哲學論著題為「自我之超越性」;第二篇是「想像」,即意識用以否定現實的能力。這樣的人性論,可以支持柏拉圖的出世哲學,也可以支持追逐庸俗美感的享樂哲學。當然這都不是他的用意;他要建立的是一種表現主義的力行哲學。

沙特最喜歡用的一個口號,是「人的存在先於本質」。本質指「是什麼」;他說的存在就等於行動。人沒有一個固定的天性。「存在主義者所設想的人無法加以限定,是因為人原來什麼也不是,然後他將是個什麼,即他將是他自己造成的那個模樣」(存在主義是人文主義,二十二頁,法文版)。沙特又說「人只是他的投射,只在他自我實現的程度內存在,所以只是他的行為之總和」(五十五頁)。

沙特固然也說,人是在具體的處境中選擇並發明創造自己;但他似乎把處境只看為消極性的限制,而不是建設之基礎,也沒有確定行動方向的功能。在這些條件下,當然也無法使良好習性(所謂德性)有個積極價值。此外除了自由之外,既然沒有別的選擇之依據,他無法證明一人若選擇沙特所謂的自欺,為什麼不合理。

新約固然也主張,先天的自我只是假借的,是塑造自我的材料和資本(見塔冷通比喻,瑪二十五);人該有業績:「你們該是行道者,不只是聽道者」(雅一22)。耶穌說:「我父受光榮,即在於你們多結果實」(若十五8)。但是聖經同時也堅持,先天自我不只是個起點,而將永遠是構成真實自我的一部分,這種執柯伐柯精神最有力的證據,是聖經對肉體將來復活之信仰的堅持。

既然肉體將來復活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可知聖經堅持此信仰是因了其所代表的意義,使人不致魂不守舍,使人生是個成長和整合過程,而不是為了超越而超越。這信仰在舊約晚期作品中才逐漸明確,大概因為自公前第五世紀起,希臘文化對猶太人的威脅加重,感到需要抵制柏拉圖式的解脫學說。

肉體復活之信念可能醞釀了很久。下面的記述無論是否為歷史事實,意義是一樣的。厄里亞先知乘火車升天後,厄里叟的弟子們對他說:「你僕人中有五十個強壯的人,請讓他們去尋找你的師傅,或者上主的神將他提去,丟在一座山上,或一個山谷裡」。厄里叟說不必,但他們卻找了三天,結果沒有一點蹤影;他們大概認為肉體不可能升天,厄里叟則有別的見解(列下二)。

沙特設想的人生不朽,與他的人性論精神是一貫的,既不是柏拉圖式的靈魂不朽,也不是聖經主張的整個人之不朽。沙特的人在死後全部化為效果,只活在他曾影響的客體中,只活在他人的心中,不留任何個別的據點。

他說:「脫離了天主教,神聖被置於純文化中而作家出現了,那是我無法得到的基督教之代用品:他唯一的關切是救世;他寄居世上唯一的目的是:用適當的方法,以持久的嚴厲的試鍊來獲取死後的幸福。死不過是過世的儀式,而塵世的不朽乃是永生的代替品。為要向我自己保證,人類將永遠懷念我,我腦海中已同意:人類將永不滅絕。對我來說,在人類的懷抱中死去即得永生。但如有任何人在我面前提出一個假設:有朝一日,一次大變亂將把地球毀滅,縱然是在五萬年之後,我也會感到驚慌的。雖然我現在是清醒的,我一想到太陽冷卻這件事就深覺害怕……只要他們(有人)活著,我就要纏著他們,一如成千成萬的死者纏住我一樣;但人類如果消滅了,那所有的死鬼便將萬劫不復了」(自傳,一八二頁)。

科學該只以現象層面的事實為依據,給宇宙萬象整理出一個系統;在探索過程中,該設法不受主觀願望之影響。哲學除了科學知識外,還得給願望安頓一個合理的位置,使人有意識的行動有個明確的方向。人的許多行動是出於天性的衝力;但在有意識的行動中,若沒有一個明確合理的目標,不可能不感到傍徨不安。沙特前半生的感受是個很好的例子。

有兩個點,才能確定一條直線。沙特的永生觀似乎是懸在半路,但他的人性論文顯然不夠尊重事實。一塊磚的意義固然是在成了大廈的一部分時才固定下來,但並不因此而喪失固有之性質或本質;而且正是在保存其本質的條件下,才能在大廈之整體結構中發揮作用。

肉身復活之信仰使人尊重人性和個性。「我常將上主置於我的眼前,我決不動搖。因此我心高興,我靈喜歡,連我的肉軀地無憂安眠。因為你絕不會將我遺棄在陰府,你也絕不讓你的聖者見到腐朽」(詠十六8等)。(註:此文於民國8188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67篇。)

(作者:劉俊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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