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我該怎樣」之道德意識，和「世界及我們該怎樣」之宗教意識，皆是生自願望，而不是生於「世界及我是怎樣」之實徵知識。然而願望假定對事實先有知覺；而且某個願望是否合理，也不能不顧事實而加以確定。耶穌以及全部聖經要傳授的，固然只是道德及宗教知識；但是根據道德及宗教意識與實徵知識之關係，大家也不可以太低估耶穌及舊約各聖經作者之實徵學識，特別是人文學識。

　　基督徒相信，古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是為實現他對人類之願望而刻意培育的工具，聖經是上帝的話。這見解不是毫無根據，但多次使人忽視聖經思想之形成的曲折過程，及其最後的全貌。耶穌的關切重心，與梅瑟（摩西）顯然不同；迷於梅瑟或厄里亞先知之意識形態的人，只算是猶太教徒，不是基督徒。這該算是聖經學常識；但許多基督徒，實際是被民族主義及族群仇恨迷了心竅的猶太教徒。

　　聖經之宗教意識，是在巴比倫和埃及之一神論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這套思想能夠產生，有許多內在及外在條件。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古猶太人的地理位置，使他們不得不一直面對此興彼衰之強勢文化的挑戰。重要的內在條件則是：他們是個不甘認輸的頑強民族，但又一直未能成為超級強國，而是有所不滿的被統治者。猶太人是一直感到現實與理想有差距的民族，是生活在希望中的民族。

　　上述處境迫使猶太思想家，一直在尋求更為合理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與亞述及巴比倫抗爭慘敗之後，他們不該再抱有能夠永久偏安之幻想。但是在任何社會，永遠會有許多人因無知而狂熱偏激，就像勒南提到的在法國統治期的阿爾及利亞：「常常在每個春天有獲得靈感者出現，自稱為不可傷害的，而是上帝遣來驅逐異教徒的使者（義和團！）。到第二年，大家都忘卻了他們的死亡，而他們的繼承者的信心，並不因之較弱」（耶穌傳，三四頁）。

　　因了地理位置，猶太人也是消息靈通的民族，不可能像波羅門教那樣，使社會千年不變。因是在地中海沿岸，他們自古就與其他地區有頻繁的商業關係，就像他們的北鄰腓尼基人。流亡亞述巴比倫等地的人，許多後來沒有回到故鄉。總之，在耶穌時代，從巴比倫到西班牙，甚而遠至英國，到處都有猶太人的蹤影。

　　這些猶太僑民，有些後來回國定居，如耶路撒冷初期教會中的「希臘化的猶太人」（宗六）。有些人兩地奔波，如幫耶穌背十字架的基勒乃人西滿（谷十五21）。保祿是為受傳統教育而回國的僑民。每年又有許多僑民去耶路撒冷朝聖（宗二9等）。耶穌的徒弟傳道時，能夠很快深入羅馬帝國的各個角落，就是靠猶太人早就開拓好的通道和據點。但很晚以後，萊茵河彼岸才歸入地中海文化圈。

　　在上述情況下，外來文化對本土猶太人的影響有多大呢？勒南說：「一個博學的猶太教長被人問過：什麼時候宜於以『希臘智慧』教孩子們，他答說『在那非晝非夜的時候；因為法典上有一句話：你應當日夜地研究它（法典）』。所以希臘學說的任何成分不曾直接地間接地達到耶穌的腦裡」（耶穌傳，十九頁）。

　　勒南的見解與歷史實況絕對不符，關於耶穌個人之學識，他的見解也有點前後矛盾（十七頁）。這裡只討論當時猶太社會的一般情況。上述教長最多能代表保守派的立場；但耶穌是改革派。正如卡繆指出的，反抗是「消息靈通的人之現象」（反抗者，四十頁，三民）。一個沒有比較機會的土包子，很難發覺傳統立場有何缺點。在原地踏步的原始部落，都是在與外界隔絕的地區。

　　猶太僑民主要是商人及手工業者；本土猶太人與僑民及外族統治者和商人接觸最多的，也該是這兩種人。古代的手工業者是半個商人，也買也賣。大家該知道，商人的變通能力最強、最務實，很少會因為民族意識而不與外族交易（如台商與大陸），或拒絕採用較好的外族科技，包括醫術。

　　陳鼓應的見解不合實情：「耶穌對於希臘科學的進步，毫無所知……耶穌始終沒有接受希臘文化的機會」（四六頁）。耶穌是手工業者，住的地方是個小城，不是農村。在希臘政權侵入時期（公前三百至一四二年），不可能對猶太文化毫無影響。請日據台灣五十年的效果！

　　關於猶太人採用希臘話的情形，勒南的見解也與事實不符：「耶穌很少有懂希臘文之可能……（用希臘文寫書的）卻色夫宣稱自己是同代者中的一個例外」 （十八頁）。用希臘文寫書，與能說酒吧女式希臘話，完全是兩回事。希臘話是那時羅馬帝國的官話。但是卻（約）色夫既不是羅馬的公務員，也不是商人，而是猶大省偏激民族主義派的高級領袖，能用希臘文寫「猶太戰爭」等書，確實很奇怪。

　　大家很少注意，猶大省與加里肋亞省，是兩個文化氣氛完全不同的天地。耶穌近身弟子中有兩個，安德肋和斐理伯，是希臘名字，不是很時髦嗎？「人之子」假定比拉多審判耶穌是用希臘話，不是透過翻譯（二０九頁，業強）。（註：此文於民國88年12月31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472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