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佛洛依德說：「我得知兒童之怕懼的根源，是靠一個三歲男孩。某天他在一個黑暗的房間，我聽到他喊叫：『姑姑（或阿姨），跟我說些話，因為這裡太黑，我害怕。』姑姑回答說『既然你看不到我，那對你有什麼用？』男孩說：『沒有關係，有人講話時就有光亮。』所以男孩不是怕黑暗，而是因為一個所愛（被愛）的人不在場才感到焦慮」（性學三論，註68，意文版）。　

　　可惜佛洛依德並未重視這個心理現象所顯示的深遠意義。因了唯物主義之偏見，他只重視一種愛情，即以生殖器官之感覺為基礎的夫妻之愛；又為了粉飾自己的病態心理，他硬說原始人是利己的，精神病患者是利他的，並主張弒父弒母情結是文化進步的原動力。

　　初生嬰兒之安全感是靠觸覺維持，長大一點他開始能靠視覺及聽覺維持，如上述男孩；再大一點則能靠心念思想維持。宗教意識只是把這個心理運作模式的範圍擴大。人該培養以心念思想維持自信自尊的能力。修行境界很高的人，也許能不再靠感官之協助，如宗教道具及信物；但是健康的宗教信仰，絕不可廢除內心的傾聽及對話，所謂禱告。耶穌也常禱告。自言自語不是禱告。

　　大陸開放之後，天主教修女又拾起中斷了數十年的社會工作之一：收養棄嬰。某地育嬰院這些嬰兒的營養絕對沒有問題，但他們的健康比初入院時似乎沒有很大的起色。院內不知何人突然想到，問題是出在院長禁止修女抱嬰兒，怕引起她們的母愛本能，造成心理困擾。

　　在香港某醫院出生的一個女嬰，患有先天性腦積水，及脊柱破裂，再加上天生沒有肛門，醫生斷定她只能活一個星期；但在大家的細心照料下，她的生命力卻日漸強大。院內一位愛爾蘭修女每天去看她數次。「胡修女喜歡抱著妙芬，在她的耳邊說話。每天當修女往病房去時，妙芬都認得她的腳步聲。每次當修女抱起她，她就會報以微笑」。

　　某天胡修女離院度假，無人知道她的去處。十天後回院大家告訴她：「數日前妙芬曾一度停止呼吸，瀕臨死亡邊緣。」醫生解釋為：她覺得修女遺棄了她。修女立即抱起妙芬，對她耳語，很快她又恢復了生機。妙芬三歲時，胡修女調回愛爾蘭；行前她先請別的義工與妙芬培養感情，又錄了一卷錄音帶。「妙芬每次聽到錄音帶中胡修女與她的親密耳語，就會微笑」（香港公教報，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有對話及傾聽，必然含有並產生感情及互信。人的歸屬感及互信，不可能不以被接納被肯定為基礎。而在培養感情及互信的過程中，傾聽及對話之作用非常重要。無言的純物質需要之供應，被理解為「關切」的可能性很小。許多人得自他人者極多，卻毫無感激之情，甚而反目成仇，就是因為雙方缺乏傾聽及對話。

　　仇恨及自衛心理太重的人，及權力欲太強烈的人，都不會傾聽，因而與他人不易有順暢的對話。請試想兩岸關係！這兩種人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但是每人各有自己的生活軌道及壓力，不可能把心思全放在另一人身上；再加上其他許多原因，致使人際感情之培養，不能只靠直接對話，間接對話是不可少的一環。國人常說的「養兒方知父母恩」，是一種間接對話的功效。在許多情況，直接對話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不要跟你講話。」

　　許多人不重視間接對話，有時還會排斥。許多熱戀中的男女，不高興有第三者夾在中間。關於第三者或超然的你之「接引」功能，似乎還沒有通盤性的研究，只有些片段思考資料。

　　佛洛依德提到，太早失去父親或母親的小孩，包括離婚，得精神疾病的機率較高（性學三論，一四四頁）。簡而言之，這是因為在父子及父女關係中，母親有調解功能；在母子母女關係中，父親也有調節功能；而在未來之其他人際關係中，常有父親及母親的陰影夾在當中。

　　榮格承認，他對耶穌一直無法產生感情；這是因為在他小時的體驗中，父親不是值得敬愛信賴的形象。這不是弒父情結，只是「冷感」。榮格對聖母的興趣顯然極高，而這是因為他與母親的感情較好（參看「四種原型」，四十一等頁，英文）。

　　各派基督徒神學，討論耶穌的救世功能時，都會提到他的「中保」角色。按新約資料，他是天人之間的橋樑，也是人與自己、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社會、及族群與族群之間的橋樑。但傳統神學論述，都不把這個問題放在人類心理運作模式的基礎上進行思考。

　　中介與兩方之距離相等時效果最好。傳統基督教義太強調耶穌的獨一無二之神性，使他與人類的關係顯得作做不實，使他的中保功能不易發揮。新教神學家則該重新思考聖母在信徒與耶穌之間的中介功能。對男性有冷感或反感的男女，對耶穌之形象不能有直接的感應，須有耶穌身邊之女性接引，無論是聖母，或罪婦瑪達肋納（路八）。（註：此文於民國88年1月22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449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