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在湯恩比的「我為何不是基督徒」書評之壓力下，一九五七年羅素在「觀察家」上發表的一封信中，不得不公開承認：「湯恩比先生對我在倫理學方面的見解提出的批判，我完全同意。我發現我的見解按理論是無法反駁的，然而卻是不可相信的。（對這個難題）我不知答案」（哲學百科全書，第七冊，英文版）。

既不容反駁，又怎能知道不可相信呢？人生問題本來就很複雜，任何一個問題都牽連許多層面，不像數學之類的問題單純。理性只是個照明工具，受願望之支配而把光線投向這些或那些層面，把某些事實的意義放大或縮小。所謂理性主義，多次正是非理性意願自欺的玩具。

羅素破壞傳統道德是出於非理性的仇恨心理。他是個受了傷的野獸；不可理喻，因為他有個不幸的童年。他很小成了孤兒；按父親的遺囑，該由思想開明的朋友當監護人，但法院裁定由祖父母照管。兩年後祖父也去世，而祖母是非常嚴肅的清教徒。在入大學以前，羅素一直是在祖母的監視下，跟瑞士德國等女家庭教師讀書。據羅素說，青年時他一直是在自殺的邊緣徘徊。

詹姆士的一篇小說，能助人想像羅素受到的精神瘡傷。這個象徵色彩極濃的故事，揭發的就是教育和宗教問題。那位責任感很重的家庭教師，是牧師的女兒；為保護兩個孩子不受邪魔死鬼的誘惑及傷害，救他們的靈魂，結果使十歲的男孩窒息而死。這小說的書名可譯為「螺絲釘的鬆緊」（The Turn of the Screw）。那位一直不露面的神秘叔父（兩個孩子之監護人），指的大概不是上帝，而該是耶穌或別的宗教人物。

管教太緊的結果，是使精神窒息。對這種疑神疑鬼的恐怖教條教育，一直想自殺的羅素之痛恨心理是可理解的。但他找錯了報復的對象；而且遷怒於所有的宗教，也是太感情用事。

由後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羅素的主張多是受仇恨心理支配，不是出於冷靜的理性思考。他原主張社會主義，支持俄國革命。一九二0年他訪問蘇聯歸來，寫了一本小書，揭發蘇聯政體之弊端，如官僚主義，清教徒主義等；一九四七年再版時也未改口。然而一九三0年首次發表的「宗教有功於文明嗎？」卻把天主教反對社會主義也列為教會阻礙進步的罪狀之一，不是仇恨使他神志不清是什麼？（收在「我為何……」，意文版三十一頁）。

羅素下意識裡的仇恨心理，不只指向宗教，也指向人類；他幾乎祝望世界早日毀滅：「如果你們接受科學的一般定律，該假定地球上的人類及一般生命大概要停止；我們已經是在太陽系解體的階段……想到一切都將結束當然有點可悲；但是看到許多人運用生命的方式，上述思想幾乎使人感到安慰」（仝上，十八頁）。

他影射的科學定律是說：這個有形世界是有限的，而動力不能倒轉，所以該在一個有限的時期內停擺。但有神論哲學則說：上述之定律足以證明，這個有形世界是在過去一個有限時間內開始存在或運轉的，否則該早已停頓；所以要求另有基礎或根源。

為逃避這個結論，恐怕就得接受尼采那類的永遠循環學說。但對羅素來說，那該是個很可怕的設想。他結過四次婚；難道離婚都是女方的錯嗎？他敢想像無限次地再面對那些女人，重演那些毫無誠意的愛情假戲嗎？人的自欺能力是有限度的。罪大惡極的人大概都高興世界消滅得無影無蹤，不留任何痕跡。

同樣是自由思想派的沙特，因為沒有仇恨腐蝕他的人格，顯然可愛多了。過去法國天主教方面會請卡繆到教會機構演講，對沙特則抱敵視態度。這是一項誤會，該根據他的自傳重新評估他的早期論著。他不滿意文化現狀，包括宗教。但是平心而論，誰能完全滿意呢？他希望人類逐漸進步，但不侮辱傳統文化，承認自己是傳統文化的產兒：「我認為我正致身於文學，而實際上我正在受神之命（執行神給的使命）。在我的情況下，卑微信徒的確信（信念），變成了我的命定說的（天命之）光榮的證據。命定的，可不是？每一位基督（徒）不都（相信）是上帝（命定的）選民嗎？我像一株生長在天主教混合肥料中的雜草，我的根吸取著它的汁液……」

他很早丟棄了傳統之空泛的全能上帝觀念：「但另一位卻留存著……那位以他偉大的暱名和神力控制我的生命的聖靈（聖神）」。天主教近半個世紀也在強調聖神的創新角色。關於人類的未來他說：「為要向我自己保證，人類將永遠懷念我，我腦海中已同意：人類將永不滅絕」（沙特自傳，一八二等頁。志文）。

羅素的病態毀滅心理值得同情，但不值得崇拜。尊他為導師而自鳴思想開明的，早該看精神科醫生。（註：此文於民國81年6月20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60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