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人生最後是死亡；這是個普遍的客觀現象。按純物理之觀點，後發生的事情只能是以前之事情的結果，不能是原因，即不能回頭影響先有之事實。但是由於人的意識作用，後發事件不只能使先有者呈現出各種不同的色彩或意義，而且未來的事情必然牽制他的眼前態度和行動。沙特主張死亡不能是構成人生處境的原素之一，是強詞奪理。

一人的過去和未來，在意識銀幕上形成一個互相牽動的有機體，想要切斷也不可能；使之不影響此刻，至少很難做到。如果沒有死亡，人類彼此對待及對待其他東西的態度，不可能是現在這樣。退一步或進一步看，人生必然呈現不同的景色。反過來說，人之過去和目前的生活體認，也影響他對死亡的觀感；有人死不瞑目，也有人求死不得。

對生活抱有希望的人，當然不歡迎死亡。在一般人的感覺中，死亡是個相當遙遠模糊的威脅，對死亡代表之意義沒有清醒的意識，更有人因為懼怕死亡，不敢正視死亡能含有的意義。俄國名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曾在富於春秋之年與死亡面面相對；他的感受是貴重的參考資料。

那是俄國青年不滿社會現實，憧憬理想社會的時代。杜氏參加了一個交換思想的青年組織；經人告發，他與其他二十人被判死刑。押到刑場後，「我們當中的三個被架在柱上準備執刑。我是第六個………最後退場號角吹起；那些綁在柱上的被帶回來；他們（官員）向我們高聲朗誦說，皇上願赦免我們一死」（節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精神世界」第一章，李震著，輔大出版社）。

關於死亡之威脅遠與近的不同感受，杜氏藉 「白癡」中的一個人物之口說：「無論誰遭到強盜的謀殺，夜間在林子裡被人割斷氣管或與此類似的事情，在沒有遇害以前他一定希望、逃避或祈求。但在另一種情況之下，所有那足以使死得容易十倍的最後希望，的的確確是被取消了；有判決宣告，並且整個可怕的苦難就在當頭而無從逃避。世界上沒有比這更加可怕的苦難了」。

與死亡面面相對之體認，使杜氏深切感到生命之可貴。「罪與罰」中的一個人物講這心情說：「我見過有人被判死刑，在死前的一點鐘這樣說或想：即使他須在巍高的岩頂上度生；站在那樣狹窄的岩頂，深深的海洋，籠著的黑暗，永遠的孤獨，不停的狂風暴雨侵襲他；須一生一世站在一見方的空地上，站立一千年，這樣的活著也比現在立刻死去好得多！」地獄比虛無可愛。

對生命的熱愛，使杜氏反對一切死刑：「我想不到一個成年人，不是小孩子，一個不會哭的人；一個四十五歲的人，（在走上斷頭台的時候），竟能嚇哭了……因為他已經殺了人，我們便要殺他嗎？不，那是不應該的。我在一個月以前看見的，現在仍然彷彿在眼前一樣。我已夢見過五次了」。殺人者和被殺者若不能放下武器，坐下談判，死亡之循環是切不斷的。抗議和哭泣都沒有用。耶穌接受被殺，只望你認真看一眼十字架上那張面孔。

熱愛生命的人面對死亡時，仍能保住某種人性尊嚴。「當綁縛在柱子上的犯人們被解開時，一名青年已經發瘋。根據當時一個目擊者的述說，杜氏的樣子很平靜」。怎麼可能呢？因為他不覺得死亡是生命的完全消滅。他回憶說：「我一直凝視著那教堂光彩奪目反射著陽光的圓形屋頂，我頓時感到這些光線好似來自我自己在幾分鐘之內就要去的地方」。

教堂圓頂反射的光線，有助於凝聚他的心思，但不是必要的。而且若非在他平素的意念中，認同與教堂相關的那一套宇宙觀，及生命之深層價值基礎，那些光線對他不起任何作用。其實在他未赴刑場之前，他認同的生命之深層基礎已在發揮作用：「在任何人心底都難免有一生難以負荷的迷失。可是當我們贏得死刑的宣判時，支配我們心靈的思意和觀念，使我們不致後悔。豈止如此，它還使我們淨化，使我們成為殉道者，使我們（感到）被寬恕，而且這種心靈狀態持續了很久」。

對許多想不出自己能有什麼偉大表現的人，殉道是個強烈的誘惑。當權者該知道這種心理；你若不能使人感到罪有應得，殺死他不代表你的勝利。

為能感覺死亡不是生命的全面消滅，甚而是殉道，耶穌的接引作用絕對必要嗎？也不盡然。在耶穌以前，曾有許多置生死於度外的聖賢。「他們藉著信德征服列國，執行正義，得到恩許，杜住獅子的口，熄滅烈火的威力，逃脫利劍，轉弱為強」（希十一33）。

但耶穌的接引，無疑使人更容易與宇宙之大命脈連成一氣，沒有深層意識的人，表面的失敗便是全面的失敗，沒有周轉的餘地和本錢。（註：此文於民國81年2月22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43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