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荀子也主張「知就是德」，但追求的不是永福，而是大家的現世利益。他認為人性天生向惡：「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儀文理亡焉。」（性惡篇）

滿足各種欲望，是人類自然且唯一的行為動機。然而人是有理性的，知道怎樣才能得到最大最多的滿足，那就是靠禮法之指導：「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之分，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禮論篇）。

這個算盤誰都能懂，奈何有人不願為遠利而放棄近利，為公利而犧牲私利。子產有兩位兄弟就不接受這套生活原則：「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即屈己卑身以順他人），矯性情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列子楊朱）。

荀子知道這種可能，他的對策是專制與高壓；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必贅述。此外大家也知道，根據近幾十年社會主義之實驗，對消極抵抗及陽奉陰違等現象，高壓束手無策。以欲望之滿足為人生唯一動機，公共利益之號召力非常有限。洗者若翰也是崇尚高壓的：「斧子已放在樹根上了，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必被砍倒」（瑪三10）。

功利主義就是以追求美感為目標的調配方式。若只視之為社會學原理，及制訂法律制度的指標之一，是非常正確的觀點，該受到重視。但若視之為人生的唯一指南，或說視之為完備自足的道德學說，那就大錯特錯了，極易走向急功好利。

只要有點理性，就能發覺以直接追求美好感受滿足為生活原則是行不通的。故此祁克果認為，「美感主義者在選擇美感的生活方式之際，就自相矛盾而進入倫理的層次」（非理性的人，一五七頁，志文）。但倫理意識能停在消極被動的狀態，也能把社會規範只看為謀求私利的手段；合算時加以利用，不合算時設法逃避或破壞。

為使社會運轉，社會功利主義政權事實上不得不利用其他動機，例如民族意識，愛國意識，榮譽感等。但在唯物主義的大前提下，這些意識無異是幻覺，沒有鞏固的基礎，有點自相矛盾。在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政權又刻意破壞其他動機。親情原是我國古代使社會運轉的主要動力之一，卻遭到破壞。大陸破壞宗教更是不遺餘力。我國最早提倡社會功利主義的墨子實在聰明多了:「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則天下豈亂哉？」（明鬼）

另一個極端人生原則可稱為濫情主義。奧斯定有一句名言：「你愛吧！就可為所欲為」。但愛情是盲目的，須有理性輔助。大家都知道溺愛子女能有什麼結果。但是受原罪學說控制的基督徒之弊端，不在於溺愛什麼人，而在於迷戀自己幻想的上帝，背棄聖經的上帝。最可悲的，是他們竟能成為耶穌憎惡的那類人：「凡殺害你們的，還以為是盡恭敬天主的義務」（若十六2）。中世紀的基督徒，有似亞巴郎故事中纏在灌木中的綿羊，自願或被迫用來祭祀痛恨自己創造之人類的上帝。 

革新派信徒常以上帝之榮耀當行為指南和動機，也不足以避免上述之弊端。許多人回到了舊約精神，仇恨心理極重。他們認為增加上帝榮耀的事，多次反而使上帝成了可憎的。總之，基督徒有一股其他宗教信徒所沒有的熱情，可惜因了原罪學說的干擾，多次用錯了地方。

按聖經的一貫思想，人生在世的使命是建設這個世界：「治理大地」（創一28）。人在樂園中時也須工作（二15）。亞巴郎及選民的使命是當先知先覺者，使萬民得到最大的福利，「成為一個福源」（十二2；二十二18）

猶太人最後走到禮法精神，方向並不算錯。但是新約指出，禮法必然趨於形式化和僵化：而且禮法只能顧全大體，極易忽視個體的特殊情況，故須由恩愛精神補助。

新約精神可以歸納為三點主張。第一，新約不排斥任何自然動機，但須整合在使命感及恩愛原則之下。第二，世俗政權之使命在於維持社會秩序，保護公共利益。第三，教會之使命在於協助個體找到並完成自我，實現適合每人之天性的使命。政治該關切的是社會之和諧；宗教該助人培養和諧的人格。

儒家所謂的中庸（等於「中用」），指的是社會公共利益之平衡點。自私的美感主義者達不到這個要求：「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但是不正當的熱心也不合中庸或中用之準則：「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註：此文於民國80年12月29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35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