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按保祿（保羅）的主張，為使人成為善人，梅瑟（摩西）頒訂的那套禮法不是必要的；那套禮法教育出來的猶太人，就整體而論，比某他民族的道德水準也不見得高。在羅馬書第七章，他更進一步指出了法律的兩種流弊。這兩項控訴的表達方式都不易捉摸，須根據他的整體思想細加分析。這裡先討論法律的第一種流弊或副作用。

保祿認為，禮法本身無力改變人心，正如孔子說的，「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但若一人居心不正，傳授給他法律知識，無異是傳授犯罪知識。法律知識對他構成犯罪的誘惑。他說：「如果不是法律說：『不可貪戀！』我就不知道什麼是貪情。罪惡遂乘機藉著誡命，在我內發動各種貪情；原來若沒有法律，罪惡便是死的。從前我沒有法律時，我是活人；但誡命一來，罪惡便活了起來，我反而死了。……因為罪惡藉著誡命乘機誘惑了我，又藉著誡命（以處罰方式）殺害了我」（羅七7等）。

梅瑟法律在「不可貪戀」之後，列出了具體的對象，即是他人的妻子和財物（出二十17；申五18）。保祿不提具體的對象，是為讓讀者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找例子。至於所謂「從前我沒有法律時」，顯然不合事實：保祿是生在正統的猶太家庭，生下來就屬於梅瑟法律的權下。他用「我」而不用第三人稱，用過去時態而不用現在時態或假設句，皆是為使文章生動，加深讀者的感受。此外，他把「罪惡」位格化或擬人化，正為表明「罪惡」與 「我」不是一體，是我以外的東西，不承認原罪學說所假定之遺傳性的劣根性。這與創世紀的觀點一樣：「罪惡就伏在你門前」（四7）。

罪惡原是死的東西，對我不起作用。但藉著法律知識進入我的意識後，開始誘我犯罪。於是罪惡「藉著善事（即法律）為我產生了死亡，以致罪惡藉著誡命成了極端的凶惡」（羅七13）。在另一處他說：「死亡的刺就是罪惡．罪惡的權勢就是法律」（格前十五56）。法律加強罪惡的勢力。這與老子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大同小異。但該想到，保祿的原意一定不是要說，在任何情況及任何人身上，法律必然產生上述之效果，而須假定「如果一人居心不正」。否則上帝頒訂梅瑟法律，就成了不合理的措施，成了陰險毒辣的措施；保祿洗白法律的話，也成了言不由衷的廢話。

固然保祿也曾說，法律 「是為顯露過犯」而頒訂的（迦三19）。他又說：「法律本是後加的，是為增多過犯」（羅五20）。不過所謂「過犯」，是指違法行為；而違法不一定違反道德。換句話說，違法不一定是實質罪惡。但羅七講的是實質罪惡，不是同一個局面的問題。其實所謂增多或顯露「過犯」，與「使人認識罪過」（羅三20），意義相差無幾，即等於使無意識的罪惡，變成自覺的罪惡。因而法律是耶穌之救援的準備措施；法律使人感到自己的無能，產生一種期待心情：法律「使全世界都在天主前承認己罪．因為沒有一個人能憑遵守法律．而在他前被認定是善人」（羅三19）。

道德的重要原理之一，是目的正當，並不使不正當的手段變為正當。故此不可為救助窮人而去偷搶。上帝也不能違反這項原理。因此就整體而論，梅瑟法律不該增多實質罪惡，否則便成了不合理的手段。只有對居心不正的人，法律知識等於犯罪知識。保祿雖然認為受梅瑟法律教育的猶太人不比別人好，但也未說比別人壞。故就整體而論，法律該有點正面作用，這樣才能說：「法律本是聖的，誡命也是聖的，是正義和美善的」（羅七12）。

無論如何，外表的約束無力改變人心；其作用好壞及大小，全繫於每人的居心。同樣，本身屬於中立的科技知識，也能成為犯罪知識。科學加強了人的行動效力，但不等於加強了行善能力。人類本來就是兩極化動物；要好，則只「稍微遜於天使」（希二7）；要壞，使最殘暴的猛獸相形見絀。行動能力之加強，更拉遠了善人與壞人之間的距離。道德意識若不與行動能力同步加強，人類的前途並不樂觀。近百年來國人追求社會進步的效果之所以不彰，是因為無人發覺，國人之道德意識是很虛弱的一環。知識不等於德性。大壞人都不是愚笨無知的人。（註：此文於民國78年8月18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 20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