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聖經這部大書，包括了許多不同類別的作品。然而無論是從各作者當初編寫之目的來看，或從各作品被選入聖經的動機來看，都是以教育大眾為首要宗旨。那些作品裡談論的問題，在原則上是與每個人有直接關係的，沒有專業性的作品。

現代人非常重視科技。廣泛地說，科技是對付客體世界的方法。公前第八世紀希臘詩人海希奧德的「工作與皇曆」，講述的是農業及航海。這是科技問題，是專業知識。但在原則上，務農的人不同時航海經商；所以那不是每個人都該有的知識，不該列為國民基本教育的共同教材。你若強要把專業性學識列為每人必修的課程，一部分精力和時間浪費了，同時必然也會相對地使人忽視每人必備的基本處世為人的知識。

聖經雖然說：「不要厭惡勞力的工作，和至高者（上帝）制定的農業」（德七16），但沒有專講農業的作品。舊約裡有關於食品衛生及傳染病的法規（肋十一及十三），但沒有專門傳授醫藥知識的作品。聖經裡的許多論述與政冶有關，但未專門介紹政府的組織和軍人的編制，對許多人來說，不知道財政部與經濟部怎樣區分職權有關係嗎？國中畢業的人，也不必知道總統與皇帝有何區別。

生來又聾又瞎的小孩，脾氣非常暴躁。他能感覺來自客體的刺激，也能感覺自己的需要，卻不易與客體世界調配。這樣的人，比耳聰目明的白癡可憐。說了沒有兩句話就要動武的人，多次也是因為溝通上有困難。

在人生中極重要的一個能力是人際溝通。因為人與自然界之溝通或對自然界之理解，深入一點時也要靠人際溝通，即靠學習過程。人際溝通之工具是語言。按廣義語言包括的東西很多：手勢、表情、動作等都有語言功能。按聖經的觀點，任何一個東西或一件事情都含有語言成分，因為都是上帝之意念的實體化或結晶：「高天陳述天主的光榮。穹蒼宣揚他手的化工；日與日侃侃而談，夜與夜知識相傳」（詠十九；若一3）。在聖經裡，「言語」與「事物」常當同義字使用（路二15；瑪四4）。

耶穌降世的使命。是為給真理作證（若十八37）。所謂真理，就是善惡之正確標準。世上原來不是沒有真理，至少舊約裡含有真理。耶穌是來告訴人上帝之終極是非善惡標準：「福音啟示了天主所施行的正義」（羅一17）。罪惡觀念也是這個問題的層面之一。

針對世俗的價值觀，耶穌提出的修正重要的有兩點。第一，基於群體利益之關切而產生的外在規範或禮法不絕對合理，不代表上帝的終極善惡標準。第二，行為是善是惡。只看對他人有益或有害；而且人對他人的義務比對上帝的義務重要：「我喜歡仁愛勝於祭獻」（瑪，十二7）。

人類自欺的現象非常普遍。但在另一方面，人也不是非常容易真正原諒自己。在他人面前嘴硬，咄咄逼人，有時正是心虛的表現。從事不正當行業的人，對怪力亂神的禮數特別周到，有廟必拜，有神必敬，也是因為心虛。

生活在社會或道統邊緣的人，也需要從他人的眼神中感到自己的人格價值，故有時他們對某些弱小表現得出奇慷慨。這是心理補償。許多黑道人士彼此之間，比官場人物更講義氣。但是心理補償不等於心理平衡，多次反而是走向健全統一人格的障礙。

為能有自信，活得心安理得，人須自我統一。但因為人不是孤立的，自我統一須建立在與外界某種和諧的關係上；至少那是無法擺脫的條件。心理分析所謂的「超我」，雖然是構成人格的一部分，卻不能由顯意識自由操縱，而是由某些外力控制。為能活得理直氣壯，孟子有一套非常清楚的步驟；分為安身與立命兩段功夫。

幽默是拿自己的弱點開玩笑；拿他人的弱點開玩笑是諷刺和譏笑。雖然大家多次把諷刺也看為幽默，但事實上那是人面對不愉快之處境時，兩種完全不同的反應：諷刺是攻擊性的；幽默則是緩和心理壓力的自衛方法。此外玩世不恭接近諷刺，而阿Q精神接近幽默。

許多學者認為，猶太人最擅長幽默。這是指在公元七十年以後他們不再有自己的國土，到以色列重新建國這段時期，到處受歧視的猶太人。在希臘古典時代的文學中，可以說沒有幽默，只有諷刺；他們的喜劇是專門展現諷刺技能的作品。這是因為那些文人都是掌權階級或貴族，對自己不喜歡的人物或事情，自然容易採取高姿態反應。當時詭辯家表現的則是不甘示弱的玩世不恭。

雅斯培說：「儘管亞洲似乎處處皆有苦難，但是只要佛教所及之地，人民都充滿祥和的氣息。佛教是一個沒有暴力、沒有迫害異端、沒有宗教審判。沒有巫術公審、沒有宗教戰爭的世界性宗教」（四大聖哲，二Ｏ四頁）。上述各種弊端，都是基督徒的醜行劣跡，因此他說：「只有忽視關鍵之處以及遮蔽某些要點的詮釋，才會導致一般的西方人自以為是的模仿耶穌而根本不提佛陀」（二Ｏ四頁）。

猶太社會沒有，也沒有演戲活動。但是某些宗教儀式本身就是一種戲劇表演，並且每個參加者都是演員。希臘的戲劇表演，原來也是宗教活動；每年一度的戲劇比賽，是慶祝酒神節的主要項目。基督徒的主要宗教儀式也是一種戲劇，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為溝通思想，第二部分是為溝通感情。後代所謂的 「彌撤」，仍然保存著原來的結構。

第一部分採用了猶太人安息日研讀聖經的方式。聖經記錄的是一個民族兩千年來的生活遭遇和反省，是一部具體的人生問題教材，牽涉到人生的每個層面。又因為每人都有資格發表感想（格前十六章26），所以那是思想溝通，不是單向的教條或死板標準答案之灌輸。那是人文教育方法，而不是我國法家構想的「以吏為師」之法令教育。

第二部分重演耶穌為救世人而自我犧牲之事蹟，以取代猶太人的各種祭祀。按處理祭物的方式，舊約的祭祀有兩大類別。一類是把奉獻的東西全部焚化，稱為「全燔祭」（holocaust），表示對上帝最高的敬意。第二類只焚化一小部分，算是給上帝的；一部分送給宗教服務人員；其餘部分由奉獻人與親朋好友當場分食，是一種友誼聚餐。

耶穌之宗教意識的特色，是以人的利益為重心；他的自我犧牲是上帝向人示愛，故基督徒的祭祀不給上帝保留一部分祭物，全部由大家共同分享。基督徒的奉獻，是重演耶穌的奉獻。在他赴死前的晚餐中，他拿起餅來，祝謝了，分給徒弟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棄的，你們應行此禮，為紀念我」。然後拿起酒來說：「這杯是用我為你們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約」（路二十二19）。

希臘最早的文學作品是荷馬史詩。黑暗時代過去後，最先出現的是抒情詩。在公元前第五世紀，希臘產生了三位不朽的悲劇詩人。蘇格拉底的理性主義佔了上風後，悲劇在西方一蹶不振，直到莎士比亞。

為能有悲劇意識，人須認為痛苦不是理所當然的，希望減少痛苦，使痛苦不再發生，蘇格拉底主張人的家鄉是在天上，現世不值得留戀。為能早日解脫，人該練習死亡，擺脫現世物的羈絆。痛苦助人嚮往天鄉，不是該設法消除的東西。基督教義向希臘思想投降後，產生了原罪學說，又多了一個痛苦是罪有應得之觀念。佛教思想也很難產生偉大的悲劇作品。

貪生怕死乃是人與禽獸共有的本能。禽獸面對生存與死亡的態度是絕對一貫的，沒有與本能相反的反應；遇到危險一定逃避，雖然可能正是因了逃避死亡而陷入死亡之圈套。禽獸永遠不會「願望」死亡。人就不同了，他有時會刻意尋求死亡。自殺是人類獨有的現象。

雅斯培說：「由於受到死亡的挑戰以及他們死亡的方式，使蘇格拉底與耶穌能回答死亡的問題。他們是西方世界的兩面鏡子……神話的一般主題一一存在即是受苦受難，人的活動即在於克服痛苦，但一切偉大的活動皆註定是失敗的一一體現在蘇格拉底與耶穌的身上。」（四大聖哲，一九五等頁，自華書店）

這是失敗主義。在四大聖哲的畫像中，以耶穌的畫像最不完整，扭曲得最為嚴重。

泰勒在「蘇格拉底傳」中說，耶穌與蘇格拉底是西方歷史上影響人性最深的兩個人物（七頁，志文）。沒有人能反對泰勒的見解。然而他們對西方文化之影響的性質和範圍，卻沒有人深入分析比較。

自基督教義向希臘哲學投降後，二人代表的嚮往和產生的影響是同方向的，只有力道大小之別。在理念層次，耶穌好似是蘇格拉底的繼承人，只不過「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不要說在倫理哲學中，就連在倫理神學中，大家用的也都是希臘哲學的觀念，回頭再從聖經中斷章取義，找些字句支持已經視為定論的主張。傳統基督教義這個怪物就是這樣形成的。

卡繆說：「我對第一位基督徒（指耶穌，是尼采的用語）非常鍾情，我欽佩他的生活方式，他死亡的方式。我的貧乏想像力使我不能隨他走得再遠」（英文版散文集，三二Ｏ頁）。無論那是想像問題也好，是意志或意願問題也好，耶穌一生的意義若在十字架上結束，他推行的人生之道，絕對不易帶動大眾。十字架代表的是失敗。

沙特要建立的是一種行動哲學。很可能他的目的是要改寫一位前輩的哲學，因為二人的語調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天主教哲學家布隆旦（M.Blondel,1861～1949）當初以其博士論文「論行動」一舉成名。在緒論中一開頭他就說：「人生是否有個意義呢？人是否有個最後目的呢？」當然有。在那裡能夠找到？就是在行動中。

在分析人性時，沙特一直偏重人超越現實的能力。他的第一篇哲學論著題為「自我之超越性」；第二篇是「想像」，即意識用以否定現實的能力。這樣的人性論，可以支持柏拉圖的出世哲學，也可以支持追逐庸俗美感的享樂哲學。當然這都不是他的用意；他要建立的是一種表現主義的力行哲學。

沙特最喜歡用的一個口號，是「人的存在先於本質」。本質指「是什麼」；他說的存在就等於行動。人沒有一個固定的天性。「存在主義者所設想的人無法加以限定，是因為人原來什麼也不是，然後他將是個什麼，即他將是他自己造成的那個模樣」（存在主義是人文主義，二十二頁，法文版）。沙特又說「人只是他的投射，只在他自我實現的程度內存在，所以只是他的行為之總和」（五十五頁）。

在法國的存在主義哲學家中，名氣最大的是沙特和卡繆。他們原是朋友，最後因為立場不同而分道揚鑣。這事件正好說明，存在哲學只有一個共同支持的見解，即個體該對人生作清醒的抉擇，人的命運是操在自己的手裡。至於該選擇怎樣的生活態度，則言人人殊。

他們公開絕交是在一九五一年，卡繆發表《反抗者》之後。在沙特主編的《時代雜誌》上出現了一篇書評，執筆人是沙特的得意門生張松，批評卡繆「不懂歷史現實，並立意不顧歷史，因而在給反動勢力撐腰」。在以後你來我往的爭論中，焦點集中於這個問題：為了正當目的，是否可不擇手段。

在沙特的心理結構中，因了缺少父權意識，使他三十年之久感到彷徨不安，像個孤魂野鬼，無處安身。當他發現自己的生命一直是受著聖神（聖靈）的支配，在完成一項拯救人類的使命後，因了一時興奮，急於促成理想社會，他又曾一度支持革命哲學，為暴力效勞。

為了抑制社會上的罪行，許多從事宗教教育的人喜好採用恐嚇論調。這與許多政治家主張用嚴刑峻法是同樣的心理。結果近代反宗教者幾乎一致主張，宗教的起源是畏懼。羅素也盲從這種見解，因為他小時受的宗教教育，是恐怖主義的教條教育。但這是非常幼稚片面的見解。

沙特的父親是天主教徒，在他兩歲時去世。母親帶他住在外婆家。外婆也是天主教徒，但外祖父是路德派。這種家庭的宗教信仰很難明確統一；這是沙特迷失的原因之一。此外上述三人又一味寵他，使他養成了任性的習慣，因此他很快就擺脫了重視教條和權威的傳統天主教信仰。

羅素在「我為何不是基督徒」中說：「我十八歲閱讀米勒的自傳時，發現了這句話：『誰造了我』這個問題不能有答案，因為立刻引出一個新的問題『誰造了上帝』……如果一切都該有個原因，上帝也該有個原因」（意文版，十五頁）。

從某些方面看，誰造了上帝是個毫無意義的問題；從別的方面看，又是個意義非常重大的問題。一個東西是否存在，與這東西是怎樣的，是兩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