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雅斯培說：「儘管亞洲似乎處處皆有苦難，但是只要佛教所及之地，人民都充滿祥和的氣息。佛教是一個沒有暴力、沒有迫害異端、沒有宗教審判。沒有巫術公審、沒有宗教戰爭的世界性宗教」（四大聖哲，二Ｏ四頁）。上述各種弊端，都是基督徒的醜行劣跡，因此他說：「只有忽視關鍵之處以及遮蔽某些要點的詮釋，才會導致一般的西方人自以為是的模仿耶穌而根本不提佛陀」（二Ｏ四頁）。

耶穌顯然也講慈悲。信徒的暴戾之氣是怎樣產生的呢？為理解這個問題，還得藉助於佛教世界的景象。在現實界皆屬虛幻的前提下，無法給現實界各個事物排列一個明確價值系統。在這個真空世界，什麼都無所謂，又什麼都能孳息。但人是生活在現實中，總得抓住一些東西。結果佛教世界成了一個大雜貨店。在民間佛教與道教的界限不清是大家皆知的事實。此外佛教雖重出世，而有歡喜佛；講慈悲忍讓，卻發展了幾套武學；因果輪迴之說，竟使赴刑場的歹徒執迷不悟，幻想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雅斯培知道問題的關鍵：佛教「無法透過世中的實踐與經驗之塑造，而得到人性的發展」（一九八頁）；但他卻未想到，原罪學說及他偏愛的世末意識，有同樣的虛化現實的作用。既然人性腐敗，不可信任，現實生命不值得愛惜，俗世的活動還有什麼依據呢？標準答案是靠信仰。所謂靠信仰在中世紀等於靠教會之權威；宗教革命後等於靠聖經。但對許多人來說，靠聖經就是抱定一兩個合自己胃口的觀念，而罔顧其他。馬丁路得的「信即成義」學說，是近代浪漫主義的根源。既然虛無，就無所謂是非。

但是基督徒有佛教徒所沒有的一股熱情，因而無論正當或不正當的行動，都特別激進；虐待他人時固然激烈，對待自己也不寬容。中世紀信徒折磨自己的花招是空前絕後的；佛教沒有這類表現。北非落到回教徒手中後，有的基督徒，專程去那裡殉道，到了之後並不講道，而去搗毀清真寺院，為逼別人殺他。佛教徒有這類狂熱嗎？

原罪學說之厭世精神雖然衍生了上述那些怪異現象，但是基督徒的建設能力也是其他教徒所望塵莫及的。可以說所有的社會福利工作都是基督徒推行起來的：如學校、醫院、孤兒院、養老院、麻瘋病院等。那裡需要幫助，那裡就有基督徒的足跡。在台灣的私立社會福利機構，有百分之八十是天主教及其他基督教派的，而信徒人數合起來也不過五十萬。身為中國人該感到慚愧。身為基督徒，雖然得背負許多罪名，仍該感到榮幸。

其實連共產主義的罪行，也該算在傳統基督教義的帳上。尼采認為，「社會主義只是一種退化的基督教義。」的確，它保持對歷史之目的性的信仰，而出賣生命及天性；它以理想目的代替實在目的，並盡力煽動意志和想像。按尼采給虛無主義下的定義，社會主義是一種虛無主義。虛無主義並非什麼也不相信，而是不信那實在的。按這意義說，各種社會主義都是基督教義的腐敗再加腐敗之現象」 （拙譯，反抗者，八十九頁，三民）

耶穌珍愛所有的實物，無論好的壞的：「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為在天之父的子女；因為他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瑪五44）。保祿說：「天主所造的樣樣都好」（弟前四4）。雅斯培也承認，在耶穌的意識中：「世界的確是由上帝所造，因此不應該被譴責。耶穌喜愛自然，就像後來亞西西的方濟一樣」（四大聖哲，一五Ｏ頁）。

在另一方面，耶穌也認為現實局勢不合理想，有改善的必要。但他不像老子那樣，主張回到原始，而繼承了舊約的觀點，認為人類的黃金時代是在未來。為實現這個理想境界，他一方面反對當時道學家的禮法主義，更反對激進民族主義派的暴力路線，認為訴諸武力者「都是賊和強盜……賊來，無非是為偷竊、殺害、毀滅；我來卻是為叫他們（民眾）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十8）。他反對暴力和強制手段，正因為他珍愛天父創造的一切。

耶穌主張無論個體或社會之得救，都是靠個體之覺悟及恩愛精神之實踐，反對從改革社會框架和結構下手，而把維持現實社會之苟且秩序的責任全交給世俗政權。基督徒過去的暴行，都是因為迷於政治性的直接績效，而不知舉著十字架旗幟逞兇，正是背叛並破壞十字架信仰。                                      

山中講詞是新約之道德綱要，說的都是個體之生活態度。在結論中耶穌說：「凡聽了我這些話而實行的，就好像一個聰明人，把自己的房屋（指社會）建在磐石上」；從改革社會框架著手，是把房屋建在「沙土上」（瑪七24）。（註：此文於民國81年10月3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75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