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民國60年，父親於《現代學苑》月刊發表「神父獨身制度的沿革」一文，討論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期間，前後兩任教宗聲明不討論的神父獨身議題。當時，編者在文章前另加了千餘字的編者識，以包裝、緩頰父親的觀點。對決定刊登的主事者來說，刊登這篇文章該承受了許多壓力，但仍舊決定刊登，顯示當時的確有些人認為此事有討論之必要。
以下按網路閱讀習慣，將「神父獨身制度的沿革」分為六篇刊登，另將編者識刊為第七篇。
在這次天主教梵蒂岡大公會議籌備期間，教宗若望廿三世曾特別聲明，會議中將不討論神父的獨身問題。保祿六世繼任後，秉承前任教宗遺志──果然未准在大會中討論這項問題。但風浪並未因此而告平息，在報紙雜誌上，仍然常有反對傳統制度的文章出現，神父棄職的事件，亦時有所聞。
一般對教會歷史不很清楚的教內和教外人士，習慣把天主教與無家室的神父連為一事，以別於基督新教；覺得若神父有了妻子兒女，將破壞到天主教存在之意義，而不知神父結婚運動，並不代表革新，實際上是復古。我們這裡可以借用耶穌講論離婚問題時說的一句話:「起初並不是這樣」。而且前面的一句，在此也可以適用：現行制度之所以能移形成，是「為了你們心硬」（瑪、十九章）。
一、獨善其身的獨身
天主教是個有階級的宗教組織。最顯著的階級區分，是獨身者與非獨身者兩大等級。前者可以說是高級信徒，是教會中的精神貴族階級。若再細加分析，則所謂高級信徒，又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教會編制中的執政階級：教宗、主教、神父等；另一類則是以個人修行為主要目的之修會人士：修士、修女。至少在最初的時候，修會是私人組織。後來兩方彼此漸漸同化，因此在現代教會中有許多執政人員，神父、主教、甚至教宗，是來自修會。修女則始終未能獲得執政權。
舊約時代雖然有些人物是獨身的，但未曾形成一種制度。在耶穌時代，沿死海一帶有所謂哀塞人（Esseni），其生活方式，與後代天主教之修會十分相似。但按歷史家們的看法，兩方並無師承關係（A. Dupont Sommer , Les ’Ecrits Eess’eniens d’ecouverts pre’s de la Mer Morte, Payot, Paris,第十四章）。的確，天主教的遁世者，實始於第三世紀中葉。在此以前，耶穌的信徒中雖有獨身的，但不是一種制度，尤其不是遁世的。
如果我們細心思索一下耶穌的某些言論，則可知在他第一代信徒中，避世的思想根本不該存在：「你們是地上的鹽……世界的光……人點燈，並不把它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樣，你們的光也應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瑪、五章）。又說：「天國好像酵母，女人取來藏在三斗麵裡，直到全部發了酵」（十三章）。這些話都代表看很積極的入世精神。
後世所用anachorita這個名詞（義為獨修者），在埃及原來是指為逃避苛政而離鄉背井，隱跡埋名的人。著名教會史學家達尼爾．羅普斯說：「許多認真的基督徒，看了教會遭到的迫害，及世界的不景氣，可能便形成了世界根本即惡的觀念，而認為唯一得救之途便是離棄它。或者隱修思想，從歷史及社會觀點，也可看做人受不過非人制度的壓迫的一種抗議」（D. Rops, L’Eglise des Apotres et des Martyrs , p. 605）。 無論是由於什麼思想支持此一動向，總之，教會歷史上的第一位隱君子，保祿，原是為逃避戴西烏皇帝（Decius）時的教難，才退身到泰百達沙漠，以終餘生。
然而影響後世隱修制度最深的，則是安當和巴哥彌二人，他們代表著隱修制的兩個典型。安當（Antonius, 250─356）一生事蹟中最著名，而為後代所津津樂道的史話，是他遭遇到的魔鬼誘惑。亞達納所著之安當傳中記載的這些離奇古怪事蹟，也許只有象徵意義。當初受安當影響而形成之隱者群，度的是獨修成半獨修生活。彼此雖有來往，也有師徒關係，然而是民主的，自由的，各自為政，誰也沒有干涉誰的權力。其主要精神是個人主義的。
「每人努力於個人之德性進修，每人都盡其全力，行各種鍛鍊及克苦工夫，延長守齋祈禱及緘默的時間。道性最高的隱士被稱為體育健將，他們確也真是體育家，且有現代體育健兒們的精神。他們好爭取苦行紀錄，爭先恐後地比賽克苦工夫，並相誇耀各自的進境。……巴拉底筆下的馬卡立（Macarius）是這種精神的典型人物：他若聽說有人做了某鍛鍊工夫，便心急如火，欲相效尤。巴拉底並舉例證明。馬卡立聽說有位隱士每天只吃一斤麵包。好，三年之久，他每天只吃從一小口甕中一把能抓出的麵包屑。他聽說巴哥彌屬下的修士們，在嚴齋期間不動煙火，他遂一連七年不進熟食。聽說他們的鍛鍊工夫甚嚴，他必見自己把他們都勝過，才感心滿意足。那麼，鍛鍊工夫是埃及隱修士的特色。守齋守夜，減少睡眠時間，忍耐寒暑、飢渴、身體的疲勞，孤獨靜默，是這些隱士傳記中常提到的工夫，被他們視為隱修生活的基木課題」（Dom C. Butler , Le Monachisme B’ene’dictin , p. 13）。
在安當式的隱修生活中，只包括後代修會三愿中的兩愿，即絕財和絕色。等團體制的隱修發達後，才意識到構成第三愿的服從之重要性。
巴哥彌（Pachomius , 292─346）「是一位大組織家。他在上埃及的塔伯尼西島上建立了一所共同生活的隱修院。後來又創辦其他修院。他為這些修院制定了規則，便是最早的隱修規則。……隱修士們白天多作手工或耕植，每一工作單位有一位管理人，每一管理人向院長報告工作情況」（天主教史，一一七頁，徵祥出版社）。這一型的隱修與安當型的不同處，在其注重工作及生活的紀律化。在後日的修會中，為了工作關係，苦行逐漸減輕分量，而服從之要求，頗有後來居上之勢：上司是天主的代表。
我們已經說過，修會原是私人組織，與本來是為擔任教會內之行政及傳道工作的神父不是一事。但很快神父就受到了修會的影響。公元三百八十五年，教宗西里琪（Siricius）在寄給西班牙一位主教的信中說：「我們願意並希望隱修士，也被任命擔任聖職，只要他行為嚴肅（Denzinger , Enchiridion Symbolorum , 90）。
在另一方面，也有人開始把神父按修會方式組織起來。義大利北部凡賽利的主教歐瑟比（Eusebius da Vercelli , 315─371），是第一位倡導此運動的人。現代神父的生活方式，與修會的理想，雖是同一種人生觀的後果，但若不經過修會這一環，不會造成現在的局面。在現行教會法典中，雖然仍舊保存看神父與會士原則上的區分，但很顯然認為有修會精神的神父才是好神父。拉丁文中religiosus這個形容詞，原是指「有宗教意識的」，「虔誠的」，而在法典中當名詞用時，是專指修士修女，即有會籍者，好似只有他們，才是正號的宗教家。
（作者：劉俊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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