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是在巴比倫與埃及之一神論思想已經相當明確的時代開始形成的民族。他們能夠一直保持種族意識,是因為他們不向任何強勢文化無條件投降,以致完全被同化而失去種族意識;面對不同的文化,他們採取批判性的選擇態度。

  無論是幸或是不幸,這個奇怪民族,一直未能完全自外於人類面臨之新局勢及新問題的挑戰。連偉大的中華民族,現在也受到馬克斯、佛洛依德及愛因斯坦等人之影響,否則台灣近五十年的歷史不知會是什麼樣子。

  巴比倫、埃及、和中國,是利用一神論支持極權政府;天無二日,奉天承運。猶太人則以超然上帝思想,擺脫了他們在埃及的奴隸處境(出谷紀)。在巴勒斯坦定居後,除了共同的宗教信仰外,他們最初沒有統一的政治運作組織;與外族有重大衝突時,則由聲望高的人出面處理(民長紀,士師記)。

  公前一千年左右開始行君主制,但世襲政權受到宗教之制衡,不是極權社會(撒慕爾紀上)。從公元前七百年左右開始,猶太思想家的關切重心,逐漸從民族集體命運,轉向個體覺悟及個體責任。最後耶穌以「每人皆是上帝子女」為核心理念,使這思想終於有了明確的基礎和架構。

  福音的搖籃為什麼是加里肋亞省,而不是猶大省或耶路撒冷呢?以註解章句為主的聖經學家,很難想到這個問題;如果想到,也會以「天意」觀念把問題蒙蓋過去。沙邦傑指出,成書最早的馬爾谷福音之敘述架構,是使加里肋亞與耶路撒冷成對比關係;可惜關於兩地之差別,他提到的太少(新約導覽,五八頁,英文.光啟)。

  勒南也提到兩地之對比,但他只注意自然地理條件:「一種迷人的大自然幫助著形成這種不大嚴厲的,不過於一神(一元化)的精神……這精神把一種牧歌的美麗的特性印在迦利理任何夢想上。世界上最淒涼的地方也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區。反之,迦利理是多草多樹的,微笑的,雅歌與愛人之真正的故鄉」。不遠前他說:「大自然的情感之缺乏,其結果為乾澀、偏狹而不馴雅,也給純耶路撒冷的作品以偉大性;而那是一種悲哀的不育的可厭的偉大性」(耶穌傳,三五頁)。

  氣候水土對人的心情氣質確實能有影響,但是歷史及文化背景對人的視野和心胸之影響可能更大更深。世界上自然環境比加里肋亞優美的地區不知有多少,但未產生像耶穌那樣影響深遠的偉人。與外界隔絕的環境,很難產生對人類文化有突破性貢獻的人物。

  在公前一千零三十年形成的猶太統一政權,在一個世紀後便分裂為二。撒瑪黎雅及加里肋亞為北國,稱以色列,於公前七二一年被亞述滅亡;南國猶大(或猶太)於五八七年被巴比倫滅亡。在公前一三五年以後,瑪加伯的王朝才再把加里肋亞納入統一版圖。這局面維持到羅馬統治下之傀儡國王大黑落德(希律)去世,即公前四年;然後又分為兩個政權,雖然屬於同一家族。公元六年羅馬把阿爾赫勞國王廢除,派官員直接統治猶大及撒瑪黎雅。

  根據上述之政局變遷,可知在加里肋亞人與猶大省人之間,不會有很強烈的民族感情。基督徒大概都知道,猶大省人與撤瑪黎雅人有世仇(若四9;路九53)。加里肋亞與猶大省隔著撒瑪黎雅,直接利害衝突較少,彼此沒有什麼深仇大恨(如新加坡與大陸)。但是猶大省人顯然也輕視加里肋亞人:「你去查考,你就能知道:從加里肋亞不會出先知的」(若七52)。

  這個自以為是的猶大省人,只是情緒化的偏激民族主義派,並不熟悉舊約聖經。依撒意亞在公前七百年左右正好曾經預言:「往昔上主曾使則步隆和納斐塔里(即加里肋亞)地域受了侮辱,但日後卻將使……外方人的加里肋亞獲得光榮」 (依八23;瑪四14)。許多譯本沒有「加里肋亞」字樣,而譯為「外方人的地區」,因為「加里肋亞」之字義即是「地區」。

  依撒意亞說「外方人地區」,可能不是因為那裡外方人較多,而是因為那時已被亞述統治。但在耶穌時代,加里肋亞的族群比較複雜是可想而知的。南北兩國戰敗後,有影響力的人遭到了同樣的放逐命運。隨外族政權來到的人,事後願意留在猶大的人很少,因為那是不毛之地。猶大南面是沙漠;加里肋亞的北鄰是極活躍的腓尼基人,交流自然較多。猶大支派似是一直住在原地,未曾移民埃及(創三十八);猶太人佔領北國較晚,原住民被同化的程度較淺。

  總而言之,耶路撒冷與加里肋亞之對比,是單純性與多樣性之對比。在猶大的環境中很難產生耶穌,他的大同思想也很難引起僵化之意識形態的共嗚。縱觀東西兩大文化圈的歷史,新氣象常是先在主流文化之邊緣地區醞釀,然後逐漸「後者先,先者後」(瑪十九30)。但台灣地區太小,又是孤島,不易形成凌駕大陸的氣勢。(註:此文於民國881217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473篇)

(作者:劉俊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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